國家的軀體殘毀到這樣，國家的靈魂又在悠久的文化的末路中喘息著。一個孱弱如瑋德的文人恐怕是擔不起執幹戈以衛社稷的責任的，而這責任也不見得是從事文藝的人們最適宜的任務。但是為綿續那殘喘中的靈魂的工作設想，瑋德無疑的是合格的一員。我初次看見瑋德的時候，便想起唐人兩句詩：“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瑋德的標格，我無以名之，最好借用一個時髦的話語來稱它為“中國本位文化”的風度。時賢所提出的“本位文化”這名詞，我不知道能否應用到物質建設上，但談到文學藝術，則無論新到什麼程度，總不能沒有一個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於其中。可惜在目前這西化的狂熱中，大家正為著摹仿某國或某派的作風而忙得不開交，文藝作家似乎還沒有對這問題深切的注意過。即令注意到了，恐怕因為素養的限製一時也無從解決它。因為我所指的不是掇拾一兩個舊詩詞的語句來妝點門麵便可了事的。事情沒有那樣的簡單。我甚至於可以說這事與詩詞一類的東西無大關係。要的是對本國曆史與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認識，與由這種認識而生的一種熱烈的追懷，拿前人的語句來說，便是“發思古之幽情”。一個作家非有這種情懷，絕不足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個人除非是他的文化代言者，又不足稱為一個作家。我們既不能老恃著Pearl Buck在小說裏寫我們的農村生活，或一二準Pearl Buck在戲劇裏寫我們的學校生活，那麼，這比小說戲劇還要主觀，還要嚴重的詩，更不能不要道地的本國人，並且徹底的了解，真誠的愛慕“本位文化”的人來寫它了。技術無妨西化，甚至可以盡量的西化，但本質和精神卻要自己的。我這主張也許有人要說便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對了，我承認我對新詩的主張是舊到和張之洞一般。惟其如此，我才能愛瑋德的標格，才極其重視他的前途。我並不是說瑋德這樣年青的人，在所謂“中學”者上有了如何精深的造詣，但他對這方麵的態度是正確的，而向這方麵努力的意向決是一天天的在加強。夢家有一次告訴我，說接到瑋德從廈門來信，說是正在研究明史。
那是偶爾的興趣的轉移嗎？但那轉移是太巧了。和瑋德一起作詩的朋友，如大綱原是治本國史的，毓棠是治西洋史的，近來兼致力於本國史，夢家現在也在從古文字中追求古史。何以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走上一個方向？我期待著早晚新詩定要展開一個新局麵，瑋德和他這幾位朋友便是這局麵的開拓者。可是正當我在為新詩的遠大的前途欣慰著的時候，瑋德死了，這樣早就摔下他的工作死了！我想到這損失的意義，更不能不痛惜而深思。
（《悼瑋德》初刊於1935年6月11日《北平晨報》第11版《瑋德紀念專刊》。）
評本學年《周刊》裏的新詩
我個人最不滿意於《周刊》的是文藝欄，文藝欄的壞就在幾首詩，其中除極少數外，不論新體舊體，都不應登出。
舊詩的破產，我曾經一度地警告落伍的詩家了。無奈他們還是執迷不悟，真叫我好氣又好笑。舊詩既不應作，作了更不應發表，發表了，更不應批評。蒲撲（Pope）講：
The Generous critic Fanned the poets zire（fire）
And taught the world with reason to admire
Then criticism the Muses handmaid Proved
To dress her charms and make her more beloved
所以批評舊詩便是提倡舊詩了。這與我的主張有衝突。一年來《周刊》所載的新詩共十六首，其中《西岸》《時間的教訓》《黃昏》《印象》《美與愛》同《愛的風波》六首是我自己的作品，不便批評。其餘十首將逐一論之。
詩的真價值在內的原素，不在外的原素。“言之無物”、“無病而呻”的詩固不應作，便是尋常瑣屑的物，感冒風寒的病，也沒有入詩的價值。下麵的批評首重幻象、情感，次及聲與色的原素。
一、《一回奇異的感覺》
這個作品確是詩人的詩。“奇異的感覺”便是ecstacy，也便是一種熾烈的幻象，真詩沒有不是從這裏產生的。
克慈（Keats）的名句：
——Then on the shove
of the Wide world I stand alone，and
think
Till love and fame to nothingness do sink
便是一個好例。真詩人都是神秘家（mystics）。《一回奇異的感覺》所占位置很高，就因他的神秘的原素。看這兩行便知道作者那“遺世高舉”、“禦風而行”的幻象：
嫌森森的鬆柏影，疊疊的潭波光，
和雲尾粉紅的淺霞，阻我同自然體（結）會（合）。
作者的靈魂希與自然結合，卻嫌外物擾亂他的官能，打斷那一縷遊絲的幻想。這同莊子“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一語正互相發明。
然而靈鳥飛去了，耳邊回複淌來遠近的聲音。小魚分外崩崩地在池裏跳。
睜眼看，他們點水微躍，
一轉念，連魚也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