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忽略知識青年從軍的政治意義，這是民主怒潮中最英勇的急先鋒。
先盡義務，不怕權利不來，人民進步了，政府也必然進步！
至於在君政治下，那不屬於管家階級的不會想，不會講的人群，在主人眼裏原是附屬於土地上的一種資產，既是資產，就可被愛惜，也可供揮霍，全憑主人的高興，所以賣命幾乎是這般人不容旁貸的責任。所謂“寓兵於農”，便等於說：“勞了力的還要賣命，賣命的也要勞力。”
為什麼沒聽說：“寓兵於士”呢？是否“好人”既不屑勞力，更說不上賣命呢？好了，君主政治下是談不到平等的，所以，我們要民主。但是中華民族抗戰了七年，也還一向是某一種出身的人單獨擔任著“成仁”的工作，這是平等嗎？姑無論在那種不平等的狀態下，勝利未見真能到手，即令能夠，這樣的勝利，與其說是光榮，不如說是恥辱。因此我們又得感謝這群青年，恥辱已經由他們開始洗清了，他們已正式加入了偉大的行列，分擔著艱難的責任。為了他們的行動，從今天起，中國人再無須有“好人”與“非好人”的分別，又是知識青年從軍所代表的重大的社會意義，這一點也是我們不應忽略的。
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剛在發軔的期間，它的規模還不夠廣大，但它的意義是深遠的，而且豐富的。如何愛護，並培養這個嫩芽，使它滋生，長大，開出燦爛的花，結成肥碩的果，這是國家，社會，尤其是該團各位長官的責任！
但是可愛的孩子們！你們腳下是草鞋，夜間隻有一床軍毯，你們臉上是什麼？
風塵，還是萊色？還有身上的，是瘡疤，還是傷痕？然而我知道，你們還沒上過戰場！長官們，好生看著你們的孩子吧！他們的父母會心疼的，何況這些又是國家的光榮，民族的命脈呢！
（本篇原載於1944年6月4日昆明《正義報》第二版“星期論文”欄。）
可怕的冷靜
一個從災荒裏長成的民族，挨著一切的苦難，總像挨著天災一樣，以麻木的堅忍承受打擊，沒有招架，沒有憤怒，甚至沒有呻吟，像冬眠的蟄蟲一般，隻在半死狀態中靜候著第二個春天的來臨，——這樣便是今天的中國，快挨過了第七個年頭的國難，它還準備再挨下去，直到那一天，大概一覺醒來，自然會發現勝利就在眼前。客觀上，戰爭與饑餓本也久已打成一片了，因此，愈是實質的戰鬥員，愈有挨餓的責任，不像人家最前線的人們吃得最好最飽，我們這裏真正的餓莩恰恰就是真正的兵士。抗戰與災荒既已打成一片，抗戰期中的現象，便更酷肖荒年的現象了。照例是災情愈重，發財的愈多，結果貧窮的更加貧窮，富貴的更加富貴。照例是災情嚴重了，呼籲的聲音海外比國內更響，於是救濟的主要責任落在外人身上，而國內人士，相形之下，便愈能顯出他們那“不動心”的沉著而雍容的風度了。現在一切荒年的社會現象在抗戰中又重演一次，不過規模更大，嚴重性更深刻些罷了。但是說來奇怪，分明是痼疾愈深，危機愈大，社會表層偏要裝出一副太平影象的麵孔。配合著冠冕堂皇的要人談話和報紙社評的，是一般社會情緒——今天一個畫展，明天一個堂會，“顧左右而言他”的副刊和小報一天天充斥起來，內容一天比一天軟性化。從抗戰開始以來，沒有見過今天這樣“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的景象，這不知道是肺結核患者臉上的紅暈呢，還是將死前的回光返照！
一部分人為著旁人的剝削，在饑餓中畜生似的沉默著，另一部分人卻在舒適中興高采烈的粉飾著太平，這現象是叫人不能不寒心的，如果他還有一點同情心與正義感的話。然而不知道是為了誰的體麵，你還不能聲張。最可慮的是不通世故而血氣方剛的青年，麵對這種事實，又將作何感想？對了，怕動搖抗戰，但饑餓能抗戰嗎？粉飾饑餓就是抗戰嗎？如果抗戰是天經地義，不要忘記當年的青年，便是撐持這天經地義最有力的支柱，可見青年盲目而又不盲目，在平時他不免盲目，在非常時期他卻永遠是不盲目的。原來非常時期所需要的往往不是審慎，而勇氣，而在這上麵，青年是比任何人都強的。正如當年激起抗戰怒潮的是青年，今天將要完成抗戰大業的力量，也正是這蘊藏在青年心靈中的煩躁。這不是浮動，而是活力的脈搏。
民族必需生存，抗戰必需勝利，在這最高原則之下，任何平時的軌範都是可以暫時擱置的枝節。火燒上了眉毛，就得搶救。這是一個非常時期！
如果老年人中年人能負起責任，那自然更好，但事實上，戰爭先天的是青年人的工作（它需要青年的體質和青年的熱情），所以如果老年人中年人背負起責任，也隻是參加青年的工作，或與青年分工合作，而不是代替青年的工作。戰爭既先天的是青年的工作，那麼戰時的國家就得以青年的意誌為意誌，雖則在戰爭的技術上，老年人中年人的智慧也是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