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倒不怕承認自身的“弱”，愈知道自身弱在那裏，愈好在各人自己的崗位上來盡力加強它。你說我們“愈強”，我倒要請你拿出事實來，好教我們更放心點。誰不願意自己強呢！但信口開河是不負責任，存心欺騙更是無恥。六個字的標題，看來事小，它的意義卻很重大。
用這字麵的，本不隻你一人，但是，先生，恕我這回拶住你了！你氣得我一頓飯沒吃好啊！然而如果在原則上你是受了誰的指示，那個指示你的人不也該是有名有姓的嗎？如果他高興，就請他出來說明也好。抗戰是大家的抗戰，國家是大家的國家，誰有權利來禁止我發問！
（本篇原載於1944年7月《生活導報》。）
一個白日夢
林蔭路旁侍立著一排像是沒有盡頭的漂亮的黃牆，牆上自然不缺少我們這“文字國”最典型的方塊字的裝飾，隻因馬車跑得太快，來不及念它，心想反正不是機關，便是學校，要不就是營房。忽然兩座約莫二丈來，影壁不像影壁，華表不像華表，極盡醜惡之能事的木質構造構闖入了視野，像黑夜裏冷不防跳出一聲充滿殺氣的“口令！”那東西可把人嚇一跳！那威凜凜的稻草人式的構造物，和它上麵更威風的藍地白書的八個擘窠大字：
頂天立地
繼往開來
也不知道是出自誰人的手筆，或那部“經典”，對子倒對頂穩的。可是當時我並沒有想到那些，我隻覺得一陣頭昏眼花，不是嚇唬的，（稻草人可嚇得倒人？）我的頭昏眼花恰恰是像被某種氣味薰得作嘔時的那一種。我問我自己，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氣味？怎麼那樣衝人？
我想起了十字牌的政治商標，我明白了。不錯，八個字的目的如果在推銷一個個人的成功秘訣，那除了希特勒型的神經病患者，誰當得起？如果是標榜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除了納粹德國一類的世界裏，又那兒去找這樣的夢？想不出我們黃炎子孫也變得這樣偉大！果然如此，區區個人當然“與有榮焉”，——我的耳根發熱了。
個人主義和由它放大的本位主義的肥皂水，居然吹起了這樣大而美麗的泡，看，它不但囊括了全部的空間（頂天立地），還壟斷了整個的時間（繼往開來）！怕隻怕一得意，吹得太使勁兒，泡炸了，到那時原形畢露，也不過那麼小小一滴而已，我真為它——也為我自己——捏一把汗。
個人之於社會等於身體的細胞，要一個人身體健全，不用說必需每個細胞都健全。但如果某個細胞太喜歡發達，以至超過它本分的限度而形成癭瘤之類，那便是病了。健全的個人是必需的，個人發達到排他性的個人主義卻萬萬要不得。如今個人主義還不隻是癭瘤，它簡直是因毒菌敗壞了一部分細胞而引起的一種惡性發炎的癰疽，浮腫的肌肉開著碗口大的花，那何嚐不也是花花綠綠的絢爛的色彩，其實隻是一堆臭膿爛肉。唉！氣味便是從那裏發出的吧！
從排他性的個人主義到排他性的民族主義，是必然的發展。我是英雄，當然我的族類全是英雄。炎性是會得蔓延的，這不必細說。
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必然也是個唯心主義者。心靈是個人行為的發號施令者，誇大了個人，便誇大了心靈。也許我隻是曆史上又一個環境的幸運兒，但我總以為我的成功，完全由於自己的意誌或精神力量，隻因為除了我個人，我什麼也沒看見。我隻知道向自己身上去發現成功的因素，追得愈深，想得愈玄，於是便不能有墮入唯心論的迷魂陣中。
一切環境因素，一切有利的物質條件，一切收入的賬都被轉到支出項下了，我驚訝於自身無盡的財富，而又找不出它的來源，我的結論隻好是“天生德於予”了。於是我不但是英雄，而且是聖人了！
由不曾失敗的英雄，一變而為不曾錯誤的聖人，我便與“真理”同體化了，因而“我”與“人”就變成“是”與“非”的同義語了。從此一切暴行隻要是出於我的，便是美德，因為“我”就是“是”。到這時，可憐的個人主義便交了惡運，環境漸漸於我不利，我於是猜忌，瘋狂，甚至迷信，我的個人主義終於到了惡性發炎的階段，我的結局……天知道是什麼！
（本篇原載於1944年12月10日《自由論壇》第11期。）
什麼是儒家
——中國士大夫研究之一
“無論在任何國家，”伊裏奇在他的《國家論》裏說，“數千年間全人類社會的發展，把這發展的一般的合法則性，規則性，繼起性，這樣的指示給我們了：即是，最初是無數階級社會——貴族不存在的太古的，家長製的，原始的社會；其次是以奴隸製為基礎的社會，奴隸占有者的社會。……奴隸占有者和奴隸是最初的階級分裂。前一集體團不僅占有生產手段——土地，工具（雖然工具在那時是幼稚的），而且還占有了人類。這一集團稱為奴隸占有者，而提供勞動於他人的那些勞苦的人們便稱為奴隸。”中國社會自文明初發出曙光，即約當商盤庚時起，便進入了奴隸製度的階段，這個製度漸次發展，在西周達到它的全盛時期，到春秋中葉便成強弩之末了，所以我們可以概括的說，從盤庚到孔子，是我們曆史上的奴隸社會期。但就在孔子麵前，曆史已經劇烈的變革著，轉向到另一個時代，孔子一派人大聲急呼，企圖阻止這一變革，然而無效。曆史仍舊進行著，直到秦漢統一，變革的過程完畢了，這才需要暫時休息一下。趁著這個當兒，孔子的後學們，以董仲舒以代表，便將孔子的理想，略加修正，居然給實現了。在長時期變革過程的疲憊後，這是一帖理想的安眠藥，因為這安眠藥的魔力，中國社會便一覺睡了兩千年，直到孫中山先生才醒轉一次。孔子的理想既是恢複奴隸社會的秩序，而董仲舒是將這理想略加修正後，正式實現了，那麼，中國社會，從董仲舒到中山先生這段悠長的期間，便無妨稱為一個變相的奴隸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