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安眠藥何以有這大的魔力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從頭說起。相傳殷周的興亡是仁暴之差的結果，這所謂仁與暴分明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奴隸管理政策。大概殷人對於奴隸榨取過渡，以致奴隸們“離心離德”而造成“前途倒戈”的後果，反之，周人的榨取比較溫和，所以能一方麵贏得自己奴隸的“同心同德”，一方麵又能給太公以施行“陰謀”的機會，教對方的奴隸叛變他們自己的主人。仁與暴是漂亮的名詞，實際隻是管理奴隸的方法有的高明點，有的笨點罷了。周人還有個高明的地方，那便是讓勝國的貴族管理勝國的奴隸。《左傳》定四年說：“周公相王室，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使之職事於魯，……分之土田陪敦（附庸，即仆庸），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這些殷民族六族與七族便是勝國投降的貴族，那些“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的“祝宗卜史”便是後來所謂“儒士”——寄食於貴族的智識分子。讓貴族和智識分子分掌政教，共同管理自己的奴隸（附庸），這對奴隸們和奴隸占有者（周人）雙方都有利的，因為以居間的方式他們可以緩和主奴間的矛盾，他們實在做了當時社會機構中的一種緩衝階層。後來勝國貴族們漸趨沒落，而儒士們因有特殊智識的技能，日漸發展成一種宗教文化的行幫企業，兼理著下級行政幹部的事務，於是緩衝階層便為儒士們所獨占了。（當然也有一部分沒落的勝國貴族，改業為儒，加入行幫的。）
明白了這種曆史背景，我們就可以明白儒家的中心思想。因為儒家是一個居於矛盾的兩極之間的緩衝階層的後備軍，所以他們最忌矛盾的統一，矛盾統一了，沒有主奴之分，便沒有緩衝階層存在的餘地。他們也不能偏袒某一方麵，偏袒了一方，使一方太強，有壓倒對方的能力，緩衝者也無事可做。
所謂“君子和而不同”，便是要使上下在勢均力敵的局麵中和平相處，而切忌“同”於某一方麵，以致動搖均勢，因為動搖了均勢，便動搖自己的地位啊！儒家之所以不能不講中庸之道，正因他是站在中間的一種人。中庸之道，對上說，愛惜奴隸，便是愛惜自己的生產工具，也便是愛惜自己，所以是有利的；對下說，反正奴隸是做定了，苦了是吃定了，隻要能吃少點苦就是幸福，所以也是有利的。然而中庸之道，最有利的，恐怕還是那站在中間，兩邊玩弄，兩邊鎮壓，兩邊勸諭，做人又做鬼的人吧！孔子之所以憲章文武，尤其夢想周公，無非是初期統治階級的奴隸管理政策，符合了緩中階層的利益，所謂道統治者，還是有其社會經濟意義的。
可是切莫誤會，中庸絕不是公平。公平是從是非觀出發的，而中庸隻是在利害上打算盤。主奴之間還講什麼是非呢？如果是要追究是非，勢必牽涉到奴隸製度的本身，如果這製度本身發生了問題，那裏還有什麼緩衝階層呢？
顯然的，是非問題是和儒家的社會地位根本相抵觸的。他隻能一麵主張“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一麵用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論，維持現有的秩序（既成事實），然後再苦口婆心的勸兩麵息事寧人，馬馬虎虎，得過且過。我疑心“中庸”這庸字也就是“附庸”之庸字，換言之“中庸”便是中層或中間之傭。自身既也是一種傭役（奴隸），天下那有奴隸支配主義的道理？所以緩衝階層的真正任務，也不過是懇求主子刀下留情，勸令奴才忍重負辱，“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天秤上的碼子老是向重的一頭移動著，其結果，“中庸”恰恰是“不中庸”。可不是嗎？“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果然你辭了爵祿，蹈了白刃，那於主人更方便（因為把勸架的人解決了，奴才失去了掩蔽，主人可以更自由的下毒手），何況爵祿並不容易辭，白刃更不容易蹈呢？實際上緩衝階層還是做了幫凶，“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冉求的作風實在是緩衝階層的唯一出路。孔子喝令“小子鳴鼓而攻之！”是冤枉了冉求，因為孔子自己也是“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的，冉求又怎能餓著肚子不吃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