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了一個建築生產關係上的社會，季氏便必然要富於周公，冉求也必然要為之聚斂，這是曆史發展的一定的法則。這法則的意義是什麼呢？
恰恰是奴隸社會的發展促成了奴隸社會的崩潰。緩衝階層既依存於奴隸社會，那麼冉求這輩的替主義聚斂，也就等於替緩衝階層自掘墳墓。所以畢竟是孔子有遠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冉求是自己給自己毀壞青山啊！
然而即令是孔子的遠見也沒有挽回曆史。這是命運的作劇吧？做了緩衝階層，其勢不能不幫助上頭聚斂，不聚斂，階層的地位便無法保持，但是聚斂得來使整個奴隸社會的機構都要垮台，還談得到什麼緩衝階層呢？所以孔子的呼籲如果有效，青山不過是晚壞一天，自己便多燒一天的柴。如果無效，青山便壞得更早點，自己燒柴的日子也就更有限了，孔子的見地遠是遠點，但比起冉求，也不過是“以百步笑五十步”而已。結果，曆史大概是沿著冉求的路線走的，連比較遠見的路線都不曾蒙它采納，於是春秋便以高速度的發展轉入了戰國，儒家的理想，非等到董仲舒是不能死灰複燃的。
話又說回來了，儒家思想雖然必需等到另一時代，客觀條件成熟，才能複活，但它本身也得有其可能複活的主觀條件，才能真正複活，否則便有千百個董仲舒，恐怕也是枉然。儒家思想，正如上文所說，是奴隸社會的產物，而它本身又是擁護奴隸社會的。我們都知道，奴隸社會是曆史必須通過的階段（它本身是社會進步的果，也是促使社會進步的因）。既然必須通過，當然最好是能過得平穩點，舒服點。文武周公所安排的，孔子所表章的奴隸社會，因為有了那緩和的榨取政策，和為執行這政策而設的緩衝階層，它確乎是一比較舒服的社會，因為舒服，所以自從董仲舒把它恢複了，二千年的曆史全在它的懷抱中睡著了。誠然，董仲舒的儒家不是孔子的儒家，而董仲舒以後的儒家也不是董仲舒的儒家，但其為儒家則一，換言之，他們的中心思想是一貫的。二千年來士大夫沒有不讀儒家經典的，在思想上，他們多多少少都是儒家，因此，我們了解了儒家，便了解了中國士大夫的意識觀念。
如上文所說，儒家思想是奴隸社會的產物，然則中國士大夫的意識觀念是什麼，也就值得深長思之了！
（本篇原載於1945年1月13日昆明《民主周刊》第1卷第5期。）
關於儒·道·土匪
醫生臨症，常常有個觀望期間，不到病勢相當沉重，病象充分發作時，正式與有效的診斷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病人方麵，往往愈是痼疾，愈要諱疾忌醫，因此恐怕非等到病勢沉重，病象發作，使他諱無可諱，忌無可忌時，他也不肯接受診斷。
事到如今，我想即使是最冥頑的諱疾忌醫派，如錢穆教援之流，也不能不承認中國是生著病，而且病勢的嚴重，病象的昭著，也許賽過了任何曆史記錄。惟其如此，為醫生們下診斷，今天才是最成熟的時機。
向來是“旁觀者清”，無怪乎這回最卓越的斷案來自一位英國人。這是韋爾斯先生觀察所得：
“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裏，鬥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人類的命運》）
為了他的診斷的正確性，我們不但欽佩這位將近八十高齡的醫生，而且感激他，感激他給我們查出了病源，也給我們至少保證了半個得救的希望，因為有了正確的診斷，才談得到適當的治療。
但我們對韋爾斯先生的擁護，不是完全沒有保留的，我認為假如將“儒家，道家，土匪”，改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兒，騙子，土匪”，這不但沒有損害韋氏的原意，而且也許加強了它，因為這樣說話，可以使那些比韋氏更熟悉中國曆史和文化的人，感著更順理成章點，因此也更樂於接受點。
先講偷兒和土匪，這兩種人作風的不同，隻在前者是巧取，後者是豪奪罷了。“巧取豪奪”這成語，不正好用韓非的名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來說明嗎？而所謂俠者不又是墮落了的墨家嗎？至於以“騙子”代表道家，起初我頗懷疑那徽號的適當性，但終於還是用了它。“無為而無不為”也就等於說：無所不取，無所不奪。而看去又像是一無所取，一無所奪，這不是騙子是什麼？偷兒，騙子，土匪是代表三種不同行為的人物，儒家，道家，墨家是代表三種不同的行為理論的人物，盡管行為產生了理論，理論又產生了行為，如同雞生蛋，蛋生雞一樣，但你既不能說雞就是蛋，你也就不能將理論與行為混為一談。所以韋爾斯先生叫儒家，道家和土匪站作一排，究竟是犯了混淆範疇的邏輯錯誤。這一點表過以後，韋爾斯先生的觀察，在基本意義上，仍不失為真知灼見。
就曆史發展的次序說，是儒，墨，道。要明白儒墨道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化的病，我們得從三派思想如何產生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