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其餘的故事，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辛辣，不勝枚舉，每一事象征著莊子人格的方麵，綜合的看去，何嚐不儼然是一個活現的人物？
有一件事，我們知道萬無可疑的，惠施在莊子生活中占—個很重要的位置，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敵。他的思想行為，一切都和莊子相反，然而才極高，學極博，又是和莊子相同的。他是當代最有勢力的一派學說的首領，是魏國的一位大政治家。莊子一開口便和惠子抬扛；一部《莊子》，幾乎頁頁上有直接或間接糟蹋惠子的話。說不定莊周著書的動機大部分是為反對惠施和惠施的學說，他並且有誣蔑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時候。據說（大概是他的弟子們進的謠言）莊子到梁國，惠子得著消息，下了一道通緝令，滿城搜索了三天。說惠子是怕莊子來搶他的相位，冤枉了惠子，也冤枉了莊子。假如那事屬實，大概惠子是被莊子毀謗得太過火，為他辦事起見，不能不下那毒手？然而惠子死後，莊子送葬，走到朋友的墓旁，歎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兩人本是旗鼓相當的敵手，難怪惠子死了，莊子反而感到孤寂。
除了同國的惠子之外，莊子不見得還有多少朋友，他的門徒大概也有限。朱熹以為“莊子當時亦無人宗之，他隻在僻處自說”，像是對的。孟子是鄒人，離著蒙不甚遠，梁、宋又是他到過的地方，他辟楊墨，沒有辟到莊子。《屍子》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責別囿。”沒有提及莊子。《呂氏春秋》也有同類的論斷，從老聃數到兒良，偏漏掉了莊子。似乎當時隻有荀卿談到莊子一次，此外絕沒有注意到他的。
莊子果然畢生盛寂寞，不但如此，死後還埋沒了很長的時期。西漢人講黃老而不講老莊。東漢初班嗣有報桓譚借《莊子》的信劄，博學的桓譚連《莊子》都沒見過。注《老子》的鄰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劉向，毋丘望之，嚴遵等都是西漢人；兩漢竟沒有注《莊子》的。莊子說他要“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他幾乎要達到目的，永遠湮沒了。但是我們記得，韓康徒然要向賣藥的生活中埋名，不曉得名早落在人間，並且恰巧要被一個尋常的女子當麵給他說破。求名之難，那有逃名難呢？莊周也要逃名；暫時的名可算給他逃過了，可是暫時的沉寂畢竟隻為那永久的赫烜作了張本。
一到魏、晉之間，莊子的聲勢忽然浩大起來，崔撰崔撰，東晉時人，生卒年不詳。以注《莊子》著稱，無書傳世，注文在《經典釋文》中有保存。首先給他作注，跟著向秀、郭象、司馬彪、李頤都注《莊子》。像魔術似的，莊子忽然占據了那全時代的身心，他們的生活、思想，文藝，——整個文明的核心是莊子。他們說：“三日不讀《老》、《莊》，則舌本間強。”尤其是《莊子》，竟是清談家的靈感的泉源。從此以後，中國人的文化上永遠留著莊子的烙印。他的書成了經典。他屢次榮膺帝王的尊封。至於曆代文人學者對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別的聖哲，我們也崇拜，但那像對莊子那樣傾倒、醉心、發狂？
二
庖丁對答文惠君說：“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這句話的意義，若許人變通的解釋一下，便恰好可以移作莊子本人的斷語。莊子是一位哲學家，然而侵入了文學的聖域，莊子的哲學，不屬本篇討論的範圍。我們單講文學家莊子，如有涉及他的思想的地方，那是當作文學的核心看待的，對於思想本身，我們不加批評。
古來談哲學以老、莊並稱，談文學以莊、屈並稱。南華的文辭是千真萬真的文學、人人都承認。可是《莊子》的文學價值還不隻在文辭上。實在連他的哲學都不像尋常那一種矜嚴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皺眉頭，絞腦子的東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了首絕妙的詩。
一壁認定現實全是幻覺，是虛無，一壁以為那真正的虛無才是實有，莊子的議論，反來複去，不外這兩個觀點那虛無，或稱太極，或稱涅槃，或稱本體，莊子稱之為“道”。他說：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鬥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壞得之以襲昆侖，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