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莊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那思想與文字，外型與本質的極端的調和，那種不可捉摸的渾圓的機體，便是文章家的極致；隻那一點，便足注定莊子在文學中的地位。朱熹說莊子“是他見得方說到”，一句極平淡極敷泛的斷語，嚴格的講，古今有幾個人當得起？其實在莊子，“見”與“說”之間並無因果的關係，那譬如一麵花，一麵字，原來隻是一顆錢幣。世界本無所謂真純的思想，除了托身在文學裏，思想別無存在的餘地；同時，是一個字，便有它的涵義，文字等於是思想的軀殼，然而說來又覺得矛盾，一拿單字連綴成文章，居然有了缺乏思想的文字，或文字表達不出的思想。比方我講自然現象中有一種無光的火，或無火的光，你肯信嗎？在人工的製作裏確乎有那種文字與思想不碰頭的偏枯的規象，不是辭不達意，便是辭浮於理。我們且不講言情的文，或狀物的文。言情狀物要作到文辭與意義兼到，固然不容易，純粹說理的文做到那地步尤其難，幾乎不可能。也許正因那是近乎不可能的境地，有人便要把說理文根本排出文學的範圍外，那真是和狐狸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一樣的可笑。要反駁那種謬論，最好拿《莊子》給他讀，即使除了莊子，你抬不出第二位證人來，那也不妨。就算莊子造了一件靈異的奇跡，一件化工罷了——就算莊子是單身匹馬給文學開拓了一塊新領土，也無不可。讀《莊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層的愉快。你正在驚異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躊躇的當兒，忽然又發覺一件事，你向那精微奧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樣湊巧的曲達圓妙的辭句來表達它，你更驚異；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許什麼也是，而是經過化合作用的第三種東西，於是你尤其驚異。這應接不暇的驚異，便使你加倍的偷快，樂不可支。這境界，無論如何，在莊子以前，絕對找不到，以後，遇著的機會確實也不多。
四
如果你要的是純粹的文學，在莊子那素淨的說理文的背景上，也有著你看不完的花團錦簇的點綴——斷素，零紈，珠光，劍氣，鳥語，花香——詩，賦，傳奇，小說，種種的原料，盡夠你欣賞的，采擷的。這可以證明如果莊子高興做一個通常所謂的文學家，他不是不能。
他是一個抒情的天才。宋祁、劉辰翁、楊慎等極欣賞的：
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
果然是讀了“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則陽篇》也有一段極有情致的文字：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台懸眾間者也？
明人吳世尚曰：“《易》之妙妙於象，《詩》之妙妙於情；《老》之妙得於《易》，《莊子》妙得於《詩》。”這裏果然是一首妙絕的詩——外形同本質都是詩：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仿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這比屈原的《天問》何如？歐陽修說：“參差奇詭而近於物情，興者比者俱不能得其仿佛也。”隻講對了作者的一種“百戰不許持寸鐵”的妙技，至乎他那越世高談的神理，後世除了李白，誰追上他的蹤塵？李白仿這意思作了一首《日出入行》，我們也錄來看看：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曆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軀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
古來最善解《莊子》的莫如宋真宗。張端義《貴耳集》載著一件軼事，說他：“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篇。”這真是一種奇妙批評《莊子》的方法。清人程庭鷺說：“向秀、郭象、應遜此女童全具《南華》神理。”所謂“神理”正指詩中那種最飄忽的，最高妙的抒情的趣味。
莊子又是一位寫生的妙手。他的觀察力往往勝過旁人百倍，正如劉辰翁所謂“不隨人觀物，故自有見”。他知道真人“淒然似秋，暖然似春”，或則“屍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馬“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踢”；又看見“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他又知道“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一部《莊子》中，這類的零星的珍玩，搜羅不盡。可是能刻畫具型的物體，還不算一回事，風是一件不容易描寫的東西，你看《齊物論》裏有一段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