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有意義的詩，當前不是沒有。但是，沒有克家自身的“嚼著苦汁營生”的經驗，和他對這種經驗的了解，單是嚷嚷著替別人的痛苦不平，或慫恿別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像是一種“熱氣”，一種浪漫的姿勢，一種英雄氣概的表演，若更往壞處推測，便不免有傷厚道了。所以，克家的最有意義的詩，雖是《難民》《老哥哥》《炭鬼》《神女》《販魚郎》《老馬》《當爐女》《洋車夫》《歇午工》，以至《不久有那麼一天》和《天火》等篇，但是若沒有《烙印》和《生活》一類的作品作基礎，前麵那些詩的意義便單薄了，甚至虛偽了。人們對於一件事，往往有追問它的動機的習慣，（他們也實在有這權利，）對於詩，也是這樣。當我們對於一首詩的動機（意識或潛意識的）發生疑問的時候，我很擔心那首詩還有多少存在的可能性。讀克家的詩，這種疑問永不會發生，為的是有《烙印》和《生活》一類的詩給我們擔保了。我再從曆史中舉一個例。作“新樂府”的白居易，雖嚷嚷得很響，但究竟還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閑情逸致的冗力（surplus energy）的一種舒泄，所以他的嚷嚷實際隻等於貓兒哭耗子。孟郊並沒有作過成套的“新樂府”，他如果哭，還是為他自身的窮愁而哭的次數多，然而他的態度，沉著而有鋒棱，卻最合於一個偉大的理想的條件。除了時代背景所產生的必然的差別不算，我拿孟郊來比克家，再適當不過了。
談到孟郊，我於是想起所謂好詩的問題。（這一層是我要對另一種人講的！）孟郊的詩，自從蘇軾以來，是不曾被人真誠的認為上品好詩的。站在蘇軾的立場上看孟郊，當然不順眼。所以蘇軾詆毀孟郊的詩。我並不怪他。
我隻怪他為什麼不索性野蠻一點，硬派孟郊所作的不是詩，他自己的才是。
因為這樣，問題倒簡單了。既然他們是站在對立而且不兩立的地位，那麼，蘇軾可以拿他的標準抹殺孟郊，我們何嚐不可以拿孟郊的標準否認蘇軾呢？即令蘇軾和蘇軾的傳統有優先權占用“詩”字，好了，讓蘇軾去他的，帶著他的詩去！我們不要詩了。我們隻要生活，生活磨出來的力，像孟郊所給我們的。是“空螯”也好，是“蜇吻澀齒”或“如嚼木瓜，齒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們還是要吃，因為那才可以磨煉我們的力。
那怕是毒藥，我們更該吃，隻要它能增加我們的抵抗力。至於蘇軾的豐姿，蘇軾的天才，如果有人不明白那都是笑話，是罪孽，早晚他自然明白了。早晚詩也會捫一下臉，來一個奇怪的變！
一千餘年前孟郊已經給詩人們留下了預言。
克家如果跟著孟郊的指示走去，準沒有錯。縱然像孟郊似的，沒有成群的人給叫好，那又有什麼關係？反正詩人不靠市價作詩。克家千萬不要忘記自己的責任。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聞一多謹識
（本篇曾收入臧克家《烙印》，1934年3月。《烙印》於1933年7月自印出版。）
《西南采風錄》序
正在去年這時候，學校由長沙遷昆明，我們一部分人組織了一個湘黔滇旅行團，徒步西來，沿途分門別類收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歌謠一部分，共計二千多首，是劉君兆吉劉兆吉（1913—），中國現代心理學家。一個人獨力采集的。他這種毅力實在令人驚佩。現在這些歌謠要出版行世了，劉君因我當時曾掛名為這部分工作的指導人，要我在書前說幾句話。我慚愧對這部分在材料在采集工作上，毫未盡力，但事後卻對它發生了極大興趣。一年以來，總想下番工夫把它好好整理一下，但因種種關係，終未實行。這回書將出版，答應劉君作序，本擬將個人對這材料的意見先詳盡的寫出來，作為整理工作的開端，結果又一再因事耽延，不能現實。這實在對不起劉君。然而我讀過這些歌謠，曾發生一個極大的感想，在當前這時期，卻不想不盡先提出請國人注意。
在都市街道上，一群群鄉下人從你眼角滑過，你的印象是愚魯，遲鈍，畏縮，你萬想不到他們每顆心裏都自有一段驕傲，他們男人的憧憬是：
快刀不磨生黃鏽，
胸膛不挺背腰駝。（安南）
女子所得意的是：
斯文滔滔討人厭，
莊稼粗漢愛死人，
郎是莊稼老粗漢，
不是白臉假斯文。（貴陽）
他們何嚐不要物質的享樂，但鼠竊狗偷的手段，卻是他們所不齒的：
吃菜要吃白菜頭，
跟哥要跟大賊頭，
睡到半夜鋼刀響，
妹穿綾羅哥穿綢。（盤縣）
那一個都市人，有這樣氣魄講話或設想？
生要戀來死要戀，
不怕親夫在眼前，
見官猶如見父母，
坐牢猶如坐花園。（盤縣）
火燒東山大鬆林，
姑爺告上丈人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