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首批招聘去的人分成了四組，每個周末上一個組，每次分兩班，下午2點半到5點半一班，晚上5點半到8點半一個班。我通常是上晚上，因為下午要上班，還要管孩子，那時兒子才3歲多。
為什麼要去參加這個事情？回想起來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看到自己身邊也有了心理谘詢這樣體現著文明進步的事，非常高興，想成為其中一員貢獻點兒力量；第二算是私心，覺得自己搞寫作，應該多了解些社會。
參加了一段時間後，我感覺自己變得更豁達，更知足了。因為在那裏接觸到的，全是些生活遭遇挫折的人，相比之下，就覺得自己很不錯了，不再發牢騷。也就是說，在給別人心理疏導的同時，也順帶疏導了自己。這個是意外收獲。
那個期間，我的工作卓有成效，成功地安撫了不少受挫的人，有失戀的，離婚的，生意失敗的，人際關係緊張的，還有幾位有自殺傾向的。
記得有個女孩子失戀了，打電話來泣不成聲，告訴我她不想活了；因為在打電話之前，她剛剛聽說那個男的要結婚了。我用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開導她，一直講到她破涕為笑。我嗓子都啞了；但還是不放心，在她放電話之前囑咐她下個周末再打給我，後來她果真打來了，雖然還是有些難受，但是說她絕不會為他死了，要好好地活；我這才放心。
還有個男的，也是失戀，喝醉了酒打電話過來。我一上來就說，我都聞到酒味兒了，你能放下酒杯和我說話嗎？不然不禮貌哦。他很吃驚。其實我是聽出他舌頭打結。在長達40分鍾的開導後，他終於平靜地說，我現在好多了，可我還有個要求不知你能否滿足我？我連忙說我盡力。他說，你能不能給我讀一首愛情詩？（當時就想，你還好是遇到我哦。）我答應了，背了一首在大學裏經常朗誦的愛情詩給他聽，那首詩就是寫給分手戀人的。
現在想，那情形也挺感人哈，拿著話筒給陌生男人讀愛情詩。
記憶深刻的還有一群讀六年級的小姑娘，她們放學後一起排隊來打谘詢電話，依次訴說自己的苦惱，比如父母離婚了，比如學習壓力大，比如沒當上班幹部。其中有個小姑娘很可愛，她說老師不喜歡她，因為她喜歡吹口哨，老師說她流氓習氣，她為此苦惱極了。我明確告訴她，吹口哨不是流氓習氣，我就很佩服會吹口哨的，我想學還學不會呢。小姑娘開心死了，咯咯地笑。然後我告訴她，咱們不在課堂上吹，咱們下課吹，回家吹，好不好？她一口答應。
除了訴說苦惱，也有來找我們出主意的，比如給戀人買什麼禮物，給孩子取什麼名字，等等。記得有個年輕女孩兒想給男朋友送生日禮物，沒多少錢，又想別致。我就建議她做一件文化衫送給男友，在上麵畫上自己的畫兒，寫上想說的話。她很高興地接受了。
我們中有好幾位本來就是心理醫生和精神病學專家，有時候碰上那種超出了一般心理問題，已經是精神疾病的用戶，我們就轉給他們，或者建議他去華西醫大的心理門診。那幾位醫生真的又熱心又負責，成為我們這支隊伍的骨幹。
現在想來，電信局開通這個電話，真是做了大好事，用了這麼個響亮的號碼，免費為市民服務。是當時全國開通的第一家，後來報紙還報道過。
我堅持了差不多4年，從1990年初到1993年底。也許不是每周都去，容易堅持。後來我被電信局評為“優秀心理谘詢員”，發了證書的；再後來事情有了變化，一是加入的新人越來越多，二是電話開始收費了，我便逐漸退出。
至於在寫作上，直接的收獲並不大，我隻寫了一個短篇《等待星期六》（獲《中國作家》小說獎），還有一篇隨筆《心理谘詢手記》。但對我的人生態度影響很大。我很慶幸自己那個時候參與了這件事。
今天聚會隻來了其中8位。因為十幾年沒聯係了，好多人一時聯係不上了，得慢慢找。大家聚在一起很開心，雖然都人到中年甚至老年，但回憶起往事來個個精神煥發。在他們的回憶中我也想起了好多被遺忘的細節，比如上晚班時，電信局會發兩個麵包給我們；還比如，電信局組織我們出去郊遊了很多次，遊山玩水，以彌補我們的無償勞動。
當年的發起人之一，是省團委的幹部，今天也來了。他回憶說，因為當時連續發生大學生自殺事件，他們就在團委搞了一個心理谘詢室，很快發現不夠用；而同時電信局也發現個現象，一些用戶打電話到他們那裏，不是為了問號碼，而是想找人訴說苦惱。於是一拍即合，商議決定開通心理谘詢熱線。在商議中意識到，光靠專家和醫生是忙不過來的，於是麵向社會招聘。
回首往事，我們都為當年自己的行為感到驕傲，因為能夠主動熱情地去做公益事業，並且堅持數年不求回報，足以證明我們是好人。當時我們這個群體的平均年齡也就是二三十歲，最年長的四十多歲。可以說是最早的誌願者了。所以今天聚在一起，大家毫不客氣地進行了表揚和自我表揚。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們中的大多數在分別十六七年後的今天，都過得很好，自己事業有成，兒女也都不錯，除少部分退休外，多數都是單位的領導或骨幹。這也說明這個群體的素質的確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