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老友圈子一直維持在10人以內，每次聚會多則9人，少則6人，因為數目不確定，所以也沒有取個什麼“七君子”或“八君子”的雅號。但這絲毫不妨礙我們的“雅興”。其實說起來我們一點兒也不雅，在一起總是喜歡亂開玩笑，胡說八道，我作為女性，肯定也常常被他們調侃。但從來沒發生過不快。記得有一次在大慈寺喝茶時，鄧賢遇到一個女粉絲，就帶過來和我們一起聚。因為忽然多了個陌生人，大家不自在起來，事後便集體批判鄧賢，並規定以後誰也不許帶圈外人參加，包括老婆和女朋友。這樣一來，我就一直是這個圈子裏唯一的女性了。獨享殊榮。
雖然是唯一女性，和他們在一起時我意識不到這點，隻感覺和他們很玩兒得來，他們幹什麼也願意拉上我，比如郊遊登山，比如學開車。我差不多就是在那個時候跟他們學會開車的。關於學開車，我專門寫了一篇隨筆，這裏就不重複了。反正讓他們受驚不少。隻說最近的一次吧，我們幾個去雅安參加四川文學獎的評獎。返回時，何台請我和阿來坐他的車，我說那我有個條件，我來開。那時我剛學會車正有癮。何台說我還不想開呢。阿來也說，我還想睡個午覺呢。於是三人就上車，我坐上車把安全帶橫著係在腰上，何台驚呼，你怎麼係的安全帶啊？我連忙說，一時疏忽。車子一啟動就一個小趔趄，何台立即知道上當了，趕緊也係上了安全帶，坐在後麵的阿來也係上了。何台的車是一輛別克商務車，很好開，我便以平均100碼的速度，從雅安開回了成都，很爽很過癮。可憐兩位老友，從頭至尾瞪著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前方，別說睡午覺了，連聊天都沒聊。到成都收費站時何台說，進城路不好走，我來吧。我剛一交出方向盤何台就說，裘老師，現在我要批評你了，你開車也太野了。於是一二三，指出了三個問題。我連連點頭表示接受，反正已經過完癮了。我還沒敢告訴他們，那是我第一次開高速路。
我和他們的關係，可以用鄧賢的一個段子來說明。有一次鄧老師在書店搞簽名售書，我婆婆正好去書店遇上了，於是也捧場買了一本讓他簽名。他夫人是認識我婆婆的，就介紹給鄧賢。鄧賢非常熱情地將我婆婆拉到一邊，頗為知己地說，阿姨我告訴你，我跟山山關係特別好，我們是鐵哥們兒。我婆婆後來告訴了我。我簡直不知說什麼好，再見麵時我跟鄧賢說，鄧賢同誌，你也過份坦蕩了吧？
當然，畢竟我們都是些文人，在一起不光玩兒的，也要些搞文學活動。有一次，時任四川文學編輯部主任的劉繼安和高旭凡，策劃在他們刊物上搞一次文學四人談，好像是何世平、鄧賢、易丹、我四個人。為了擴大影響，先在廣播電台上談，和觀眾互動，再整理出來刊登在刊物上。那天我們四個在直播間，劉老師和高老師在外麵配合，沒人打電話的時候他們就打進來，假裝成聽眾問一些事先想好的問題，我們則假模假式耐心地回答。不過回答的內容是真誠的。現在想想，真是很天真很可愛。劉老師平時說話有點兒結巴，但那天打電話卻很流暢。下來之後我們半表揚半調侃地問他是不是照著紙上念的，他否認。我們又說，那是不是一邊打拍子一邊說的？他自嘲說，哪裏啊，為了打這個電話，我頭天就到演講學校去參加過培訓了。笑得我們肚子疼。
從電台出來正好是中午，劉老師就代表編輯部請我們去吃飯。去了一家火鍋店。當時大家都比較清貧，九十年代中期嘛，刊物更是拮據。劉老師就點了些普通菜肴，唯一精細的比較貴的菜就是基圍蝦。吃得差不多時，劉老師客氣地問，你們還要添點兒什麼菜嗎？鄧賢大咧咧地說，再來一份兒粉（條）吧！劉老師痛快地說，好，沒問題。又問，還要什麼？我畢竟是江南人，很喜歡基圍蝦。看他那麼誠懇，就委婉地說，如果可能的話，就再來一份兒蝦。劉老師臉色大變，嘴上雖然說好，神色已開始不安。粉條和基圍蝦都上來了。我絲毫沒察覺劉老師的緊張。吃完結賬時，劉老師小聲跟高老師說，萬一我錢不夠，你借我哈。原來劉老師總共就帶了不到400元錢，那份兒蝦就是40元。幸好飯錢是三百七十多，剛好夠了。結完賬突然停電，劉老師一揮手，跟突襲了敵軍炮樓似的大喊一聲：快走！
這件事後來成為我們聚會時必說的一個段子，被嘲笑的第一對象肯定是劉老師，一份蝦居然就那麼緊張，第二是鄧賢，居然那麼好打發，“再來一份兒粉”就完了，最後是我，居然那麼溫文爾雅地要了最貴的菜，讓劉老師受到驚嚇。我的那句“如果可能的話，請再來一份兒蝦“四處流傳，一直傳到北京，傳到《當代》編輯部。我每次去《當代》吃飯，他們都說，別忘了給裘山山點基圍蝦啊。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連連說現在已經不那麼讒它了。
基圍蝦的故事還沒完。第二天，高老師劉老師傅老師和教授他們幾個，就一人出了20元錢（沒讓我出），到當時成都最大的農貿市場青石橋，買了兩斤新鮮基圍蝦，60塊錢一斤，用水桶提回來，把我叫去，說讓我吃個夠。我們幾個就在高老師的“貧民窟”裏（高老師當時尚未正式調到省作協，暫住在作協圍牆邊上一個很簡陋的小平房），用清水把蝦一煮，搞了些醋和薑蘸蘸，集體饕餮了一餐。這樣的饕餮進行了兩次，真的是讓我吃夠了，後來再沒那麼饞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