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阿來生病住院了，我們幾個就去醫院看他。到醫院門衛不讓進，大概是過了探視時間。我們就指著劉老師跟門衛說，他可是某省長的侄兒哦（劉老師跟當時那個省長長得很像），忽悠了半天，總算讓我們進去了。見到阿來，阿來正老老實實躺在病床上打點滴，但問題不是很大，很快能出院。我們放心了，就開始拿他調侃，胡說八道一番，尋開心。
阿來出院後，暫住在高老師的“貧民窟”調養，我們又去看他。一去我就發現高老師門口的一盆花蔫了，問高老師何故？高老師說，還不是怪阿老師，他每天早上對著那盆花練氣功，把人家的氣采光了啊。這事又成為我們這夥人說笑的一個段子。
這裏還有個可以載入文學史的細節，我當時坐在高老師的破舊沙發上，順手拿起放在角落的一摞稿子，一看，是阿來寫的長篇。我翻了幾頁，感覺和阿來以往的小說一樣，語言很有韻味兒，我當時想，詩人出身的就是不一樣。高老師告訴我，阿來的這個長篇已經遊走了兩三家出版社了，還沒著落。那時長篇沒現在這麼受重視，現在所有出版社跟打新股一樣搶長篇，好像隻要是長篇必盈利。但當時屋子裏鬧哄哄的，我沒細看就放下了。後來才知，這部被我漫不經心翻閱過的書稿，就是大名鼎鼎的《塵埃落定》。早知如此，我當時就放個話在那兒了：此書必火，留個腳印先。書出版後阿來還送了我一本，他拿到我住的大院門口，給我打電話說，解放軍，出來拿書。阿來一直叫我解放軍，不叫裘老師。有時他會說，解放軍，你好久（什麼時候）拿筆軍費出來請我們吃一回撒？我說本來都想請你的，你這麼說我就不敢請了。
關於阿來還有一件往事。1995年《青年作家》雜誌和《當代》雜誌還有《湖南文學》編輯部三家，一起去九寨溝辦筆會。那時我們的親密戰友傅老師已經是青年作家主編了，我們鐵定是嘉賓嘛。我們坐汽車先到阿壩州州府馬爾康，我因為不適應那盤山路，一路暈車猛倒糧食，到達賓館就倒下了，無法進食。在馬爾康接應我們的阿來一看我的慘狀，立馬叫老婆熬了熱稀飯送到賓館給我。我那時有氣無力地躺在床上，看見熱稀飯如同看見親娘一般，吃下去就好多了，第二天便振作起來。雖然阿來同誌現在挺著將軍肚忙碌於各種會議，看見俺時常顧不上打招呼，但俺還是要把此事寫入老友記以示不忘。
那次我們在九寨溝玩兒得很開心。說是筆會，全是朋友。那是我第一次去九寨溝。景美人好，自然快樂。過一個獨木橋時，我們四個（傅老師劉老師高老師加上我）一起站在獨木上上，一字排開做天鵝展翅狀，拍下一張珍貴的照片。此照片我每看每樂，也被沒有去成的易教授和何台多次打擊，說我們是四個老天鵝。那時的我們雖然已經三十多歲了，但畢竟還很年輕。真是很懷念那個如九寨溝景色一樣清爽的日子啊。
一晃就是新千年。那年我有一個調北京的機會，幾個老友知道後紛紛反對。易教授先說，你跑北京去幹什麼？那個地方那麼缺水，洗一次頭隻能分給你一盆水。劉老師說，天天刮那麼大風，還不把你吹到內蒙去？何台說得更幹脆：北京你有我們這樣的朋友嗎？你看你那麼顯年輕，就是因為有我們這群老友滋潤著你，你去北京馬上就老掉。
我本來就很猶豫，聽他們這麼一說，堅決不去啦。
值此歲末，衷心祝願我的老友們新年快樂，平安吉祥。
2011年2月18日
我飛.我飛.我飛飛飛
各位朋友，明天一早本人就出發了，前往美利堅合眾國。早上6點出門，之後飛上海，飛紐約，再飛哥倫布，經過三個航班、二十多個小時的旅途後，將於當地晚上九點半抵達目的地，夜裏十一點左右，邁入另一個家門（大約是北京時間22日上午吧）。這是我這輩子飛行最長的一次，也是旅途最長的一次。
那麼長時間的飛翔，會不會落地的時候長出翅膀來？那可就賺了。
托春草的福，我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係漢語中心邀請為訪問學者，為期三個月。去那裏給正在學習漢語的美國學生上課，準確地說是以《春草》為教材教授漢語。在我去之前，他們已經在其他老師的授課輔導下，學習了很長時間，學得很好，進步很快。我看過他們的作文，寫得挺有意思。因此很期待和他們見麵。
最初得知這個消息，我非常高興。我的人生觀就是體驗觀，我認為人來世上走一遭，就要多多體驗不同的生活。故能有機會去體驗一下美國的生活，美國大學的生活，美國大學老師的生活，實在難得。當然，也滿足了一點小小的虛榮心：訪問學者啊。過去這個詞兒離我八竿子遠，像我這種英語那麼可憐的人（老師教的這一句我倒還記得：I have poor English 直譯就是“我隻有一點可憐的英語”），我連說句hello都不好意思，怎麼可能去美國的大學講課呢？雖然每天晚上都做些不著邊際的夢，可也沒夢過這樣的事。現在終於有了這樣的機會（這要感謝美國學生們學漢語啊，不然哪有我什麼事兒），肯定很樂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