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是1969年的初春。當時，我們曾經最友好的國家，我們的老大哥—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前蘇聯），一舉出兵，入侵我國東北的珍寶島。戰爭的導火索，在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點燃了。曾經產生“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蘇聯，終於露出了他們的野蠻獸性的侵略本性，如此看來，他們要把人類帶向共產主義，要給人民民主、自由和幸福的說法完全是個謊言，難道戰爭帶給中國人民的不是災難嗎。他們的侵略行徑，與當時的八國聯軍踐踏北京，有什麼區別呢？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中國共為同盟國的蘇聯，在打敗了德意日等法西斯侵略者後，仍然霸道地提出了占有使用我們的旅順、大連等港口的霸道要求。所以，不管他們披上怎樣的外衣，也正像林則徐在19世紀說過的那樣，“終中國之患乃俄羅斯也”。在國際形勢日趨緊張的局麵下，中國人民雖然空前的團結，可是因為搞“文化大革命”，因為搞武鬥打派仗，我們的經濟實力到處都顯得捉襟見肘，許多工礦企業幾近癱瘓。於是我們要全民皆兵了，也不得不全民皆兵了。這一次，我們要和我們的老大哥，社會主義蘇聯兵戎相見，分個上下高低。
說心裏話，當時我非常願意去打仗，哪怕就是死在保衛祖國，抗擊蘇聯入侵者的戰場上，我也不願意再忍受這種人群中的孤獨，不願意再和這些隻有肉體，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人們為伍。可是，幾乎所有青年工人，都可以加入的“基幹民兵”隊伍，唯獨拒我於千裏之外。他們認為，我是一個思想極其落後的人，沒有資格拿起那支可以射殺入侵者的鋼槍。恐怕沒有一個真正的中華民族的子孫，願意侵略者在我們的國土上橫行霸道吧。可是他們卻把我心中燃燒著的，對侵略者的仇恨之火熄滅了。
變成了“基幹民兵”的青年工人們，也就是我的那些同學們，暫時離開了工地，去接受軍事訓練，隨時準備開赴戰場，去抗擊蘇聯入侵者。單單剩下我和另一個學生（此人後來成為新華社記者），每天扛著鐵鍬和大鐵錘或者拉著小推車，在市政工人的監督中勞作。
我不明白，我們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我們也是血氣方剛的青年，我們也有保衛祖國的神聖責任。是誰蠻橫地剝奪了我們的權利？是誰在用軟刀子，悄悄地拉割中華民族的軀體？憑什麼不準我們愛我們的祖國？
這些疑問，從那時候起就深深地攪擾著我的思維。更多的以工作為名的報複每時每刻地攤派到我的頭上，幾乎所有的最髒最費勁最危險的工作，都有我的份兒。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了長達十年的時間。這十年時間，像一把鋒利的刻刀，毫不留情地在我的生命上，劃上了一道又一道的深深的痕跡。
記得是在北京門頭溝的大山裏，我們施工隊為一個新建的軍火工廠修路、架橋。門頭溝雖緊鄰北京市區，但那裏的崇山峻嶺，是燕山與太行山餘脈彙接處。湧流不息的永定河水，日夜在她的懷抱裏流淌，潤綠了這裏的每一道山梁，到處能看到許多叫不上名的小花，到處彌漫著荊條叢和野草散發的青澀氣息。連綿不絕的大山，儼然一道天設的綠色屏障，擁抱著北京城，為她遮風擋沙。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不很發達的交通，使這裏具有了特殊的軍事意義。
一個夏天的上午，我們正在工地上幹活，施工隊王隊長來了。他讓我和李洋趕快回去拿鋼叉，再到食堂把午飯買好帶上。王隊長讓我們去卸火車，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直接關係到軍火工廠施工的進度，讓我們倆必須在8小時之內，把火車裏的石砟卸完。隊長給我們交代任務的時候，表情十分嚴肅，神色卻很詭秘，還有幾分得意，我們卻沒看出什麼，更不知道我們將麵臨怎樣的困難局麵。
那天，氣溫高達三十七八度。我和李洋立刻趕回駐地，到工具庫換了鋼叉，又去食堂買了早餐剩下的窩頭，用空酒瓶裝了點水。我們便扛著鋼叉，忍受著難耐的暑熱，離開施工隊駐地，說說笑笑地趕到了5公裏外空曠的鐵道旁。一節滿載石砟的火車車箱，靜悄悄地停放在那裏。整個貨場都被火辣辣的陽光籠罩著，火車皮四周靜靜的，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點陰涼的地方。
我們不敢耽擱時間，甩掉了厚厚的工作服，隻穿著褲衩和背心，爬上了那節貨車車箱。那是一節載貨30噸的車皮，裏麵裝滿了鋪路基用的石砟。我要說，沒有經曆過這種生活的人，沒有看到我們兩個勞作場麵的人，永遠也無法體味到當時我們所經曆的，那種殘酷的工作過程。
當時，那節魔鬼一樣的火車皮，暗含著譏諷人類蠢笨的得意心理，任勞任怨地承受著30噸的重壓，陰損而又蠻橫地靜臥在被太陽烘烤著的大地上，時刻準備著給我們兩人以慘無人道的折磨。
當我們穿著褲衩、背心，戴著破草帽，有說有笑地爬上這節裝滿石砟的車皮，把它踩在腳下時，當把我們手中的鋼叉，凶狠地挑向它的血肉之軀時，我們才明白，在這個龐然大物麵前，我們兩個人，像跳梁小醜一樣，顯得那麼渺小，是多麼的軟弱和無力。這個時候，整個宇宙都變得悄無聲息，大地上的一切都仿佛凝固了，隻有火辣辣的太陽，不失時機地，惡毒地，灸烤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