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劍冰
一踏上吉安的土地，便知曉了廬陵文化。
廬陵是吉安的古稱，就像吉州，它比吉安和吉州都更早。這三個名字賦予這個地方都很好。想不明白何以叫廬陵，但卻叫得大氣、峻拔，彰顯著一種超然豪氣。
一個州市一般的地方，竟有一個文化的脈係橫空出世，足以說明這個地方人文曆史有著可圈可點的厚重感。在我所在的中原，囊括一個省及至周邊的區域，方形成一個中原文化。可見廬陵文化的獨特與獨立。
久居大而一體的都城之中，就像北京上海人的眼中，總會把別人看成外鄉人。唐城宋城的西安和開封，在當時也會有一種倨傲的目光，斜視城郭以外的鄉人。那麼把眼光再往南看，就覺得那是一片蠻夷之地。既然是蠻夷之地，就必然是沒有多少文化，說著聽不懂的侉話俚語，穿著衣不蔽體的麻衣長衫，吃著野菜雜穀。這些占據都市的中原人，隻有在遭曆了戰亂之後，才不得不放下架子，舍棄臉麵，離鄉背井地南向避亂。之所以大批地南逃，也是有著認識上的原因，覺得那裏閉塞，交通不便，因而也就會遠離戰爭，尋求一種無奈而可憐的安逸。然而當他們真的走入這些地方的時候，他們會發現自己認識上的極大的偏差，因而他們就會心滿意足地在這些地方駐紮下來。
史卷中載：“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萬人。”原本荒僻的廬陵一帶就是在這樣的北民南遷時達到人口的新高。
曆史上共有三次大的南遷，一次是西晉的永嘉之亂，第二次是唐代的安史之亂，第三次是宋代的靖康之難。一個地域的文化或許在這種大遷移大融合中逐漸形成，比如中原人所帶來的中原文化同吉安所在的廬陵文化的融合，大批聰明的學子以及他們的後代在廬陵地區得以嶄露頭角。史實證明，科舉考試中中原的進士所占比例甚少，大都出現在了江南的廣大地區，按現在的話說，這就是人才流失的結果。在千年科舉中，全國共錄取進士九萬八千名，僅江西就占了一萬一千名，這一萬一千名中，廬陵一地就近三千名。
三千名進士無論從哪個角度說起，都是可以津津樂道的，當時古代文化極為發達的蘇州，才有一千七百多名，浙江紹興也不過兩千二百多名。廬陵文化研究專家李夢星告訴我，這裏常有“一門三進士，五裏兩狀元”的奇談。而明代建文二年的科考，進士前三名的狀元、榜眼、探花全被吉安人拿下，下屆的科考前七名也被吉安人囊括，創造了科舉史上的神話。可想，這在當時是產生了極為重大的轟動效應的。由於吉安出的進士多，步入政壇的自然也就多，僅宋明兩代擔任國家副總理一級的就有十六七位，部長級人物更是數以百計。
曆數名垂史冊的吉安名人，吉安人總是會說出一串名字，比如文壇宗師歐陽修、民族英雄文天祥、詩人楊萬裏、忠烈名臣胡銓、名相周必大、《永樂大典》主編解縉……由於廬陵的名聲遠播，所以很多人以廬陵人自居為榮，像歐陽修，就在他的《醉翁亭記》中稱自己是“廬陵歐陽修”。
人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為什麼在吉安這塊土地上能培養出這麼多賢人才子呢？
首先一點是吉安人的尊師重教。常年發生戰亂的中原，不可能有一個良好的、長久的、安定的教育環境。那麼，來到這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大量的學館、書院開辦起來，就形成了一個互為影響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