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中的最後一個曆史時期，也是一個重要的、有自己時代特色並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時期。由於種種曆史原因的影響，清詩研究是整個古典詩歌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有不少具體的方麵仍處在被否定或被遮蔽的狀態之中。如何將清詩研究進一步拓展與深化，至關重要的也許是視野和視角的開拓與轉換。
清詩不僅集中國古典詩學之大成，也集學問化問題之大成。性情與學問的關係是清代詩學的重要主題，而對學問的強調幾乎是在“宗唐祧宋”的紛爭之上的。創作上諸種學問化因素無論在反對還是讚成的各派詩家筆下無所不在並漫汗於詩中，在詩學理論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對此，蕭華榮的《中國古典詩學理論史》作了頗有見地的概括：“清代的詩論家，無論屬於哪一個紛紜的流派，幾乎無一例外地重視學問，強調性情要根柢於學問，即使主‘神韻’的王士禎、主‘格調’的沈德潛、主‘性靈’的袁枚也不例外。‘神韻’、‘格調’、‘性靈’諸說雖皆曾執過騷壇的牛耳，但絕不是清代詩學思想的主潮，倒是翁方綱的‘肌理’之論更能反映清代詩學思想的特征。”
如果將清代詩學置於古典詩學的學問化過程當中去考察，也許對清詩及清詩學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將會有許多新的發現。首先，清詩的學問化狀況本身就是個有價值的大課題，探討其創作與理論上的存在和變化，於清詩研究未嚐不具有拓展新層麵、開辟新思考空間的意義。就詩學理論來看，“宗唐祧宋”基本上仍是當前探討清代詩學思想的主軸，如果跳出這一局圈，轉而就清人對性情與學問關係的建樹專門梳理探討，對於豐富古代詩學理論當不是無意義的勞作。
其次，這種探討將會觸及詩學理論的一個根本問題，即學問參與抒寫性情的合理性和學理根據。清人普遍對鍾嶸之說提出辯證，認為性情的表達必有學問的參與。如喬億《劍溪說詩》說：“《詩品》曰：‘吟詠情性，亦何貴乎用事。’愚謂情性有難以直抒者，非假事陳詞則不可，顧所用何如耳。”方南堂《輟鍛錄》亦說：“作詩不能不用故實，眼前情事，有必須古事襯托而始出者。”鍾嶸所處時代文化積累尚薄，“個體詩學”時代開始不久，作詩以“即目直尋”為多，其說自有道理。文化累積到清代，文人構成詩的創作主體，學問就是他們的生活並浸泡於其中，其性情正在學問之中，並養就為審美情趣，遠非即目直尋所能限製。這也觸及中國詩學的特殊性，不是用西方詩學單純的抒情性可以裁減的。
從學問化過程看清詩，還可以對舊問題產生新認識。比如，我們一向將清人的學問化歸結為清代學風對詩學的影響，而從中國古典詩學學問化過程看，清詩的學問化尚有詩學發展自身的內在淵源，不單純是清代學風的橫向影響。再如對肌理派的評價，那種從“誤把抄書當做詩”開始的否定延及至今天的論者，使對肌理派的研究與對清詩四大詩說的其他三派的研究比起來顯得浮淺。如果透過“抄書”之譏的遮蔽，從學問化的角度重新審視，其可開掘的空間正自不小，評價亦未必止於當下。
再次，承宋人“學者之詩”（張栻語，見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文人之詩”（劉克莊語，見劉辰翁《趙仲仁詩序》）的初步提法，清人對詩人之詩與學人之詩（又有“秀才之詩”、“儒者之詩”、“文人之詩”、“讀書人之詩”等類似名目）的關係廣泛關注，集合起來幾乎形成係統的界定，增添了清詩又一重理論空間。而這實際上是從創作主體的角度對所流行的兩大詩學狀況的肯定，它還包含了類型、風格、傾向、詩法途徑等多種因素。如果說詩人之詩表現性情，則學人之詩可否看成以學問化的方式表現學人的性情？這又是個饒有意味的學術話題。如果將學人之詩這一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詩學現象納入清代詩學甚至是整個古典詩學的視野來衡量，則清代詩學及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又可進入另一重學術界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