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被開棺驗屍了，這是前陣子文學界最大的新聞之一，人們對他的死因一直很感興趣，現在終於下手了。年月日，智利民主政府遭皮諾切特政變推翻，聶魯達的摯友、社會主義者阿連德也慘死槍下，十二天後，聶魯達本人在聖地亞哥去世，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心髒病，不過一直有傳聞說他是被毒死的。
智利政變後，一大批熱血青年星散四方，其中就有時年歲出頭的羅貝托·波拉尼奧，他本已隨父母在墨西哥定居，祖國一出事他就趕了回來，嗣後成了流亡者，這情形同年西班牙內戰後如出一轍，大量民主人士在佛朗哥勝局已定的情況下流落他鄉。波拉尼奧後來寫道：“月日對我來說不僅是一個流血的場麵，而且還是一場幽默滑稽戲。”他也並不喜歡聶魯達，罵得很露骨，“我坦白：一讀聶魯達的回憶錄，我就難受得要命。裏麵簡直矛盾重重啊！要掩飾和美化那張扭曲的麵孔需要費多大力氣啊！絲毫不大度，沒有半點幽默感！”我沒有讀過，也不了解波拉尼奧對阿連德政府的看法。我才剛剛邁進波拉尼奧的門，讀了《地球上最後的夜晚》這部他早期發表的短篇集，十四個故事裏有頭有尾的不多，有的隻能勉強說是故事，最後一篇《邀舞卡》則是以片段的形式回顧了他的早年經曆，順便批了聶魯達的做作。
聶氏的回憶錄是在他死後次年出版的，記述自己早年的浪蕩生涯，詩歌如何為他贏得各地的崇拜者，豪邁中透出沾沾自喜。波拉尼奧討厭之，再正常不過了。
流亡會變成文人的光環，想想兩極格局下，蘇聯東歐出了多少文化英雄就知道了。波拉尼奧描寫的卻是相反的狀況：流亡給人帶來孤寂的內心，不穩定的關係，無法掌控的人生。《聖西尼》是整本書中結構最完整的一則故事，寫兩個流亡者的交往：“我”是個窮困潦倒的文藝青年，在加泰羅尼亞地區一邊寫作一邊苦苦找工作，而聖西尼早已成名，是“我”推崇的阿根廷大作家，由於母國處於庇隆獨裁之下，目前政治避難於馬德裏。“我”在聖西尼的鼓勵下參加征文比賽，書信往來間，“我”漸漸發現大作家的處境一樣淒涼，他甚至還得靠一稿多投來多撈一點可憐的獎金，另外，聖西尼還牽掛著自己那不知所蹤的兒子，他很可能已經死於獨裁政府的槍下。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為什麼這麼講？我覺得是因為近必生苛，眾多的挑剔抱怨都出自過於親密的關係，遠了，則如俗話說的那樣，會產生“距離美”。“我”與聖西尼始終緣慳一麵，故而保持著畢生的敬意，“我”從聖西尼寄來的家庭照上認識了他的女兒米蘭達，他卻不知道，這位漂亮女子有多麼看不起自己的父親和他的那個通信者，稱他們是“撈獎金的人”。多年以後，米蘭達給“我”帶來了聖西尼的死訊，相逢一笑，“某種神秘的力量”使得兩人早就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