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尼奧筆下眾多的流亡者沒有一個是聶魯達那樣風風光光的。流亡是內心的事，一個吞下去的動作，是麵對萬丈深淵時喉頭的一聲哽咽。流亡者對缺席比對在場更加敏感，他們總在觀察，尋找傾聽和傾吐的合適對象。《毛毛蟲》寫兩個遠離家鄉的人的相遇，在開口對話之前彼此都注意到對方很長時間，一個在書店裏翻書，另一個坐在書店外的長凳上獨自望著天空。他們交談起來，“‘毛毛蟲’從來不跟人爭論，也不表示看法……隻是傾聽，存在心裏，或許也僅僅是傾聽。”他們的距離從未縮短到稱兄道弟，彼此都知道，對方隻是人生過客而已。結局沒有意外，“毛毛蟲”悄無聲息地搬走了，“後來就再也沒見過他”，平淡如此，讀來還是有點惆悵。
這些故事裏都少不了書，少不了寫作與詩歌。波拉尼奧喜歡玩味一個被迫喪失穩定的人，文藝在他的生活裏還能起怎樣的作用？阿連德政權被顛覆後，智利軍警前來搜查聶魯達的寓所，詩人說：“看吧，你們在這兒就怕一樣危險品——詩！”頗有幾分李白命高力士脫靴的豪氣。然而這種豪氣是虛的，出自聶魯達天真狂傲的秉性，“看爾等鼠輩，與我何加焉？”不按世界本來的樣子去看世界，固然豪情滿懷，不失可愛，但由於入得真實太少，其實境界不高。波拉尼奧描寫的文人則處在另一個極端，他們都被真實的人生摧折得落落寡合，離“豪氣”二字太過遙遠了，甚至沒有餘力讓青春的本能暫時逍遙一會兒。“討生活”的負擔榨幹了所有詩意。就剩下了同情。賴文藝的橋接，這些寂寞無助的人彼此都能認識，能說上幾句話，在迷茫一片的夜晚互相有所寄托。《地球上最後的夜晚》一篇，寫B與B父到阿卡普爾科度假，本來無關流亡，但B的舉止心理都是流亡者的，他帶了一本偶然得到的法國超現實主義詩選，他似乎預感自己隨時可能離開眼下的歲月靜好，仿佛度過的每一天都是“地球上最後的夜晚”；他用陌生的目光看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親；他對任何活色生香都不抱濃厚的興趣；他做的夢都是在黑乎乎的長街上來回走，站在樓群之前，看到樓群間巨大的影子好像在相互衝撞。在遊泳池邊的露天茶座，B遇到一位美國婦人，問起他手中的詩集，從而兩人有了一番關於詩的簡短對話。故事到這裏微微有了一點亮色，但很快又沉寂了下去，因為B的假期節奏被他的父親所掌控，後者的眼裏隻有女人、吃喝和賭博——象征著一種強大而麻木的支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