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文藝的確能幫助他們“刷存在感”，但即便是聖西尼，在流亡的處境中也不得不屈從於生活的殘酷壓力。更大的恐懼源於寫作這一職業本身。B在詩集裏讀到了居伊·羅塞的詩，那是法國的一位二流詩人，在年法國淪陷後失蹤，沒有誰知道他的下落，朋友們遍尋不著，簽證下來後就都忙著去美國了，“個個忙於找個安全的地方”。正如明末士人好說宋末光景，那一代法國遺民文人的境遇，在智利的流亡文人看來，處處預警他們的命運；讀一個被人忘卻的人的作品，作為同行的你怎能不心有戚戚：焉知自己的作品會不會也有淪為“遺作”的一天？不論羅塞是否善終，他究竟都被人忘卻了。在另一篇小說裏，波拉尼奧更是虛構了一位名叫勒普蘭斯的三流法國詩人，他在淪陷期搭救了一些比自己優秀的作家，換來了繼續書寫蹩腳詩歌的名譽資本。
作家必須要出版，靠市場的力量來證明創作的價值，而流亡的環境一方麵增加了出版的難度，另一方麵增加了作家對“泯然眾人”的恐懼。波拉尼奧雖然從歲才開始出版作品，但他對這種困境一定早有體會。物傷其類的感覺貫穿於所有這些小說之中，有時體現為思念（《恩裏克·馬丁》），有時體現為感激（《戈麥斯帕拉西奧》），有時隻是天涯淪落人之間泛泛的同情（《毛毛蟲》），有人死去，有人消失，有人依然在為理想掙紮著寫作，波拉尼奧從不描寫他們內心的痛苦，他收筆總是很急，鏡頭總是在睹文思人、觸景傷情的一刻匆匆轉換。
如若聶魯達那種狂傲是對困苦的有意回避，無足可觀，真正高致的文人境界又當如何？我想，那必如王靜安所說“入乎其內，出乎其外”，必須深品人生況味而不得失縈懷。波拉尼奧在末篇《邀舞卡》中自問自答：“我這一代智利人是勇士嗎？是的，是勇士”，沉抑了一整本書之後，讀到這句話感覺很突然，細想之卻也不為過。相對於聶魯達的全然不入，那些籍籍無名的流亡者入人生入得太深，深到杯酒相對默默無言，深到死於純粹的厭世和傷心，像那位詩人恩裏克·馬丁一樣，死時留下一串無人能索解的數字秘符，而無一句怨天尤人之語。死於傷心，在波拉尼奧看來遠遠高於死於政治暴力，或死於那些有塑像效果的壯懷激烈。就這個意義而言，他們可算是勇士。
十四篇文字，波拉尼奧完成了起跳前的下蹲——他用這本消散的、惆悵的、寂寥的書給更具野心的作品清理出場地。每一個故事抵達結尾，我們會發現，注意力已被作家帶離了出發地很遠很遠，幾乎回不去了，我們就這樣被他拋在了半路，落入了與劇中人相仿的四顧茫然的境遇裏，我們被迫去他的下一本書《荒野偵探》裏尋找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