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人們一貫如此：隻要他們願意證實一個觀點，通常他們總是有辦法的。中世紀歐洲人相信二元論，不僅僅是抽象的思考，他們的確相信世界日常生活中，撒旦始終在發揮作用，而且能找到極多“證據”。不管現在看來多麼荒謬，在相當長時期內，有不少一流學者曾堅持認為印第安人、中國人等都屬於猶太人傳說中失蹤的十族後裔。清代學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是一代名著，但他也有一個致命缺陷：他預先認定許慎《說文解字》所講都是對的，必須為它找出一些例證來，即使許慎講錯了，他也還是會設法找例證來附會。Thomas Kuhn在研究科學史時曾想不通為何亞裏士多德一些荒謬的斷言竟支配人心二千年之久，他的結論是：經典理論培養了一套特定的思考方法和觀念係統、信仰、語言和基本概念。離開了這些典範，這些科學家甚至不知道如何去進行思考或研究。通過這些語言和概念來觀看世界，成為一件理所當然的事；除非他碰到生活在另一個不同典範中的人，否則他很難覺察到這個“觀念的箱子”。需要補充的是：現實中許多人即使碰到了另外的人，仍然不會自我反思和覺察到這個“箱子”，相反他們會把它抱得更緊。人們可以意識到一些他人理論的荒謬性，但要意識到自己觀念的荒謬（它同樣強烈地支配著人心，隻不過那是自我），那就太難了，在心理上就會被我們自己所拒斥。
人文學科存在一種結構性的多樣性，在學術圍牆內的每一個理論都以為自己把握了全景，“主張他的標準可以單獨支配和解釋一切……簡言之，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每一門社會科學都很霸道，無論它們會如何否認這一點。它們都傾向於把自己的結論表達為人類的總體圖像。”（布羅代爾《人文科學的統一性和多樣性》）這種科學之不統一（disunity of science）的現象本身源於人類思維的歧異和原教旨傾向：
它們都依靠否定對立麵、排斥異端來獲得自己的正確性。西諺雲：“人們常常隻是因為一貫正確而得到頑固不化的惡名。”但確切地說，人們一貫持有某個觀點，以及它被判定為正確與否，事實上是兩回事，因為正確首先意味著在某一標準下是正確的，而這一標準本身，也不可能不是某種觀念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