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特的小說裏，我們看到了我們最想從美國人身上看到的東西：開放。進而，福特還透過他的敘事證明，我們何以不會對偷情、通奸這類嚴格意義上的道德瑕疵行為產生嫌惡。並不是性行為本身多麼值得謳歌，而是這些性行為都發源於某種心領神會的同情和坦率的分享。西姆斯對多麗絲談到瑪吉時，多麗絲說：“哦，我隻是在想作為另一個女人的感受，我有太多那樣的經曆了。所有人都會摔倒在同一條小河溝裏，是吧？到了我這個年齡，你已越過了一個界限。你會去做一件隻和當時的心情有關，卻不意味著什麼的事情。”至此，我們就此知道這兩個人之間不可能不發生些什麼了。說到底，人類全部的行為都是用來減輕孤獨的。
別說我們，就連歐洲人也一直不習慣老美的這種德行，他們覺得把什麼都不當回事不是灑脫，而是粗魯、無腦。隻有喬治·桑塔耶那等少數幾人讚許美國人給來自文明世界的紳士、騎士、修士們上了一課，這位憂傷的西班牙裔老清新寫道：“美國生活是一種強力溶劑。它試圖中和每一個本質上是善意、滿足、無心機和樂觀的智慧元素，即便它們再頑固不化、再富有異國風情也不例外。”標準的美國性格，把浮誇、濫情、大驚小怪、一本正經看作這個世界上最不可容忍的東西，這是新英格蘭殖民地孳生出的奇葩，最早的殖民地性格，比它們的宗主國還更英格蘭，繼承了更多托利黨而不是輝格黨的遺產。馬克·吐溫之前的美國文學帶著濃重的歐洲色彩，謹慎地構架情節，煞有介事地評斷社會和文學的問題，嚴肅地施展自己的機智。而現在，我們把理查德·福特，也許還有雷蒙德·卡佛，看作是最美國的美國小說家。
在《石泉城》裏，你會覺得這種歐洲人眼裏的美國式灑脫性格，或者說粗魯，是同作家的書寫技術一母雙生的東西。
《冬寒凍死人》裏的男主人公小特洛伊，在登場時，他的真實情況被輕淡的文字隱去了，隨著故事的推進，我們才知道這是個什麼樣的人，“輪椅往桌子跟前靠近了一點，這樣他的頭和寬肩膀就高出了桌麵。特洛伊受的傷讓他的屁股全沒了，那裏還有點什麼，但不是屁股。他的計程車裏有專門的支架和椅子。他既虛弱同時也很強壯，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像其他人一樣生活。”如果說有“美國夢”這種東西存在的話，我把它降低化理解為這樣一種樸實的理念：不管什麼人，都有機會可以活在陽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