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與失望在那個奇異的時刻是雙生的：一方麵，和平的到來與基本國策的變化帶來了經濟上的回暖，人們有了更多的理由和機遇去實現自己的夢想；另一方麵，偏左的激進主義思潮在遭到了有力的彈壓，在共產主義思想、自由派思想的傳播以及勞資衝突這幾項關乎美國能否建成一個更公平的社會的問題上，局麵都無一例外地倒向了保守的一方。世紀上半葉，美國最嚴重的兩次“右浪”都發生在“紅色恐怖”襲擊西方的戰後：二戰後是麥卡錫主義，一戰後則是—年間的帕爾默大搜捕。司法部長帕爾默發動的針對赤色分子的大搜捕拆散了許多清白的家庭，刷新了美國曆史上侵犯個人權利的新紀錄。這種官方開展的“維穩”行為受到了戰爭時期留下的緊張情緒，以及例如《煽動叛亂法》之類的法律的支持。
年，凱瑟琳·F．傑羅爾德在《哈潑斯》上寫道：
“美國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國家，自由逐漸成了一句空話……我敢說，沒有一名理性的公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誠實的信念。”不過，就在她寫下此語時，左翼情緒及其激起的右翼激進主義卻都已奇跡般地消退了。“黃金十年”正在揭開它的序幕，這表明：繁榮的到來對所有形式的政治激進主義都是致命一擊，持續的繁榮，就連哈定總統醜聞的爆發，以及惡名昭彰的薩科—萬澤蒂事件，都無法占據人們太多注意力。
哈定曾簽署命令，將原本留給海軍的石油儲備地悄悄劃給自己的親信、內政部長福爾支配，結果可想而知；總統死後，此事內幕立即被挖了出來，隨後遭媒體披露，但是“受到媒體和公眾嚴厲譴責的，並不是欺騙政府的高官巨商，而是堅持揭露事實真相的人士”，因為這些人，在正待摩拳擦掌大幹一場的商人階級眼裏是在破壞“穩定高於一切”的大局，而對於好不容易盼來和平的普通民眾而言，那一小撮中飽私囊的家夥則與他們的生活沒有直接關係，沒有理由引起他們持久的義憤。石油醜聞被拿到了兩黨鬥爭的放大鏡下細細考察；這種情形，在克林頓總統的“拉鏈門”和斯塔爾報告一事中得到了複製，來自白宮的醜聞進入世紀末，除了繼續成為政治資本爭奪的陣地和危機公關的演練舞台外，對公眾來說，也就相當於娛樂新聞的一段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