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都是非常啟人深思的故事。所有當國者都可以從中汲取到這樣的教益：穩定是最有效的封口費，物質則是民心所趨的最大福祉。年代的美國，收音機、福特汽車、絲襪和短裙、中國麻將，靠著發行量猛增的報紙、排山倒海的廣告和足跡踏遍五十州的推銷員湧進上至國會議員、下至販夫走卒的廳堂鬥室，瘋狂興起的連鎖店、爵士樂、拳擊賽、飛行表演、心理療法專家、填字遊戲，對人們的閑暇時間展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轟炸；它們帶來的目不暇接之感絲毫不亞於今天一日三變的數碼產品，讓每個置身其中的人都能感到生逢其時，有所期待。至於虛無，那無非是黃昏才起飛的密涅瓦貓頭鷹，無非是劉易斯·艾倫之類的知識分子在回眸往事時竭力揭示的精神事實。
繼哈定執政的，是清教徒性格的卡爾文·柯立芝，他當然不會延續往日白宮的奢靡浮誇，但在繼續給商人以足夠自由，用五光十色的商業產品摧毀人們對政治、宗教、愛情殘存的理想主義這一點上，他比前任猶有過之。誠如艾倫所說，所謂的“柯立芝繁榮”，建立在一個用絕對現實主義的態度對待財富的民族的基礎之上。著名社會學家、評論家阿瑟·施萊辛格、大衛·裏斯曼等人，都把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斯圖亞特·蔡斯推為在年代的商業大潮中逆水行舟的最優秀的學者，他始終在警告美國人，警惕商業體係對自己的種種扭曲，“商人作為我們命運的主宰者，取代了政客、牧師和哲學家，開創了道德倫理和行為舉止的標準，成了引領美國社會的最終權威。”對知識分子（或用個有點諷刺味道的表述：那些“憂國憂民的人”）而言，極度的物質繁華必然通向精神危機的爆發，隨之漫溢的虛無感是他們可寄托的最後希望。公共通道被畫滿了酒色財氣的大幅海報貼滿，信箱、車窗、洗衣籃裏塞進了成堆的廣告，報紙廣播見天渲染著一夜暴富的奇跡，年輕人用跌破底線的裝扮博取眼球，富人炫耀自己在高爾夫俱樂部裏贏來的桂冠佳釀，電視選秀、真人相親的招牌和普通人如影隨形，冷血的謀殺案打開莊家的財路——每到這些時候，那少數不願放棄的知識分子免不了要暗暗盼望，人們終有被虛無驚醒並幡然悔悟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