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能記得的冷戰結束的標誌，是連續兩周、每周兩次去機房看錄像，看一個時政教育片，名字大概是“蘇東劇變始末”。
可當時，我還遠遠沒到能分清冷戰黑白灰的年齡，隻記得一個寸的彩色電視機吊在天花板上，四十多人度角仰望了一節課，把女生們都望到喉結前突。及至讀中學，學到世界史時，我還被老師的情緒所感染，聞美國衰則喜，聞蘇聯衰則悲，跟《東坡集》裏記錄裏巷小兒聚聽三國時的反應很有幾分相似。在一個男人成長並完善的知識世界裏，陰暗的政治和曆史往事，本國的、別國的、海峽兩岸的，哪怕隻是一點常識，如果最終沒能取得方寸之地，他怕是很難在成人之後擁有幾分可當大任的氣度。
我這不是偏見，我的確對那一類龐大的是非特別在意，也對它們如何修改、細化我自己的心智記憶猶新，對它們的迷糊和清醒，曾讓我在有意無意的鄉願和一時興起的憤青之間徘徊跌宕。
距離最後一次“聞蘇聯衰而悲”大約又過去了三年，我讀了安·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我第一次讀這麼厚的書，也是第一次，對俄羅斯人名的長度有了惡狠狠的領教。薩沙·潘克拉托夫——希望我沒有記錯他的名字——清明雋永的個性吸引了我，他在西伯利亞流放了那麼久而不瘋，仿佛有意與陷害他的人與組織比試壽命，而他那位白發的母親也活過了三十萬字的小說。從雷巴科夫這裏，我體會到了一個最簡單的事實：一個人莫名所謂地就進入了一種等待雪冤的狀態，且一等就是十年，這樣嚴重的事如果不是虛構，該多麼可怕。
我讀俄蘇的書不多，但幾乎每一本都有遭禁又解凍的曲折戲碼。《阿爾巴特街的兒女》，《日瓦戈醫生》，以及最近讀的中篇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都是如此。《索菲婭》的作者利季婭·丘可夫斯卡婭在發表於年的回憶文章《被作協開除記》中說，她不想責備女主人公，“索菲婭·彼得羅夫娜沒有能力概括所見到的和所感受到的……因為對普通人的腦子來說，所發生的荒謬絕倫的一切都被有計劃地美化了。他們如何分辨美化過的荒謬？”可能真是這樣的。這本小說年寫成，過了二十餘年作者才拿到確認可以發表後出版社預支的一部分稿費，但最後第一版還是在西方（法國）先麵世。這又過去多少年，在利季婭從未到過也再也到不了的一個地方，一個讀者為女公民索菲婭竟然分辨不出如此昭彰的荒謬絕倫而惱憤。
一些蘇聯人，的的確確是通過把自己認同為一場劃時代的革命計劃的一部分，來獲得對自我的感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