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利亞一判就是十年反倒讓我有點釋然：覺醒更待何時？或許他會因此走上薩沙之路，但在最壞的情況下，他也會變成《日瓦戈醫生》裏的紅軍將領帕沙·安季波夫，赤膽忠心而又走投無路。每個時代都有它特有的徒勞，擺在“大清洗”那一代人麵前的兩條路，要麼是死，要麼是徒勞地活。但徒勞有大小之分：索菲婭母子徒勞地去美化那個幻景，當兒子被現實反噬之後，母親還去為咬他們的那張嘴抹口紅，那是大徒勞。
利季婭讓我們跟隨索菲婭有限的視角去看、聽、行動和思考，她的疑慮、憤怒和困惑好像齒輪一樣咬著我們的頭腦上的溝回滾過，我們明知它們的幼稚卻束手無策，隻好看著它們走在那自以為很正確的方向上。在真相與分擔他人的痛苦之間有一條道路，但索菲婭以及大量與她同時代的蘇聯人並未低頭察看，他們望著天。
“真相”，或者巴金所說的“真話”二字，在蘇聯和我們自己的國家比在哪裏都顯得更加重濁——正如許紀霖的一篇紀念文章中所說：“說真話”關係到“威權社會中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利季婭本人也以一個維護真相的人自居，她寫《索菲婭》的目的無關藝術，而是及時記錄下尚屬新鮮的現實記憶；她的大量文字，都讓我們想起那些延續回憶錄傳統的俄國作家：赫爾岑、帕納耶夫、愛倫堡、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是在利季婭家裏借宿過的最大牌的文學人物，日後，利季婭也曾作為蘇聯時代獨立知識分子生活最著名的見證者和療傷者，對時任《紐約客》記者的大衛·瑞姆尼克回憶往日情形，“他在一個臨時房裏起居、工作，床邊總是放著一把幹草叉，仿佛可以幫他防身似的。”他曾在冰箱上貼紙條給她留言，“你要是九點有空，我們一起聽電台吧。”他每天踽踽地走園子裏唯一的一條小路，利季婭問他：“不覺得單調嗎？”索爾仁尼琴答：“不，我在監獄裏習慣了。”索爾仁尼琴最後還是被驅逐出了國家，二十年後，當西方人也厭煩了這位偉大文學戰士，厭煩了他頑固的東正教立場時，他又回國了。
利季婭和他相見，簡單記錄了索氏談話的內容，筆法像墓地的護靈人一樣淡然。讀到這裏，我還真想起薩沙那位隱忍的母親了，盡管BBC的兩個敬業的記者把他們的會麵變成了公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