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老房子
木青
從我懂事起，家裏就沒住過好房子，不是窄小得可憐，就是破爛得千瘡百孔。
不過，我卻沒聽家人說過半句怨言，好像日子就該這麼過。
土改那年，家裏分得一間挺不錯的草房，就是那種魚脊背形房子，上邊苫著葦草。老輩人說這樣房子冬暖夏涼。按說這回南北大炕全家人總該寬綽些了吧？
不然，媽媽把北炕租給了一戶逃婚的達斡爾族小夫妻。我奇怪，好不容易盼來的大房子，幹麼還要租出去？媽當時說的話，雖然我還聽不大明白，但後來品味，卻是深刻的：爸爸是八路軍，不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租出去房子，是為接濟一點生活……晚上睡覺，南北炕都拉上幔帳。記得那年剿匪，俺家後牆關了好些子彈頭兒，第二天我們孩子跑出去看那像篩子眼兒般的厚泥牆，伸手往眼兒裏一摳就是一個大子彈頭，足有中號胡蘿卜大小，據說這是機關炮彈頭。我和全家都為這每年一抹的厚厚泥牆叫好，說是它，擋住了槍林彈雨，也是它，保住了俺全家人的性命。在這草房裏，冬天不在乎零下四五十度的嚴寒，夏天也不在乎零上三十多度的燥熱。媽常說，這草房是咱窮苦人的貼心房。
隨著革命的勝利，我們全家隨父親進了城，住在齊齊哈爾市南郊一趟日本鬼子逃跑時扔掉的連門窗都被人拆掉了的破磚房裏。寒冬臘月，四處透風透亮，全家人擠在一個背風的旮旯裏，白天隻要來個賣豆腐的，也要認真審視一番，以防被敵特胡子暗算。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過了將近兩個月，才被部隊首長強令搬至城裏原屬日本鬼子傭人住的“博役工廠”院兒（“博役”二字即日語幹粗活的下等人之意），那房雖是磚結構，卻仍住不下六口之家，總共十平方米左右。媽說，再小也擠一塊兒，不許誰出去找宿住。在這“博役工廠”院兒，我倒接觸了關裏逃難下來的窮苦人，他（她）們大都靠編葦席生活，男人白天到很遠的大葦塘割葦子，黑龍江的葦子又粗又長，用一種特殊的工具，將葦子一劈三半兒，再用石滾碾壓過，撒水陰濕著，婦女們用這種葦條編席，往往一兩天就編一張。然後拿到市場上賣，換回吃穿用的。住在這個院子裏，我真正懂得了生活的艱辛。父親在八路軍被服廠當幹部，有時撿回破布條條，讓我母親派上用場。母親把這布條條連綴上，給我做成書包，或者衣服啥的。在我念三年級時，終因家窮念不起了。
媽無可奈何地領我去學編席，鄰居大媽先教我劈葦，並反來複去提醒我，小心，孩子，容易拉破手……要是有皮手套戴上最好，可那時上哪兒找這種貴重東西。
不出鄰居大嬸所料，沒過三天，我手被拉出三四條深深的翻翻著皮肉的口子。媽見勢，心疼得不行，但又不好讓我停下手裏活兒，因為任何手藝都是不會輕易學到的，人家能幹咱咋就不能幹？要是因為拉了口子就歇工，那還不叫人家笑咱嬌嫩？我理解媽的心思，硬是挺著，沒停工。不過意想不到的一天來了，小學校長和班主任老師一起走進家門，張嘴第一句就問我媽：“你兒咋不上學了？”我媽眼圈紅著說：“孩兒他爸一人養活全家六口，他（指我）又是大孩子，得幫幫他爸呀……”校長說：“再窮也不能讓孩子退學呀，革命需要有學問的人，你不讓孩子上學，就等於斷送了他的前程。”媽哭了，哽噎著說：“我知道……可我擱什麼送他上學呀……”不等媽把話說完，校長就從拎包裏拿出一摞書來，說：“學校經研究決定，給你兒發放助學金，以後不僅不交學費，連中午飯也在學校裏吃了。”我媽聽了高興得讓我跪下給老師磕頭。就這樣，我開始享受助學金待遇，直到上大學。
在我念到小學六年級時，“博役工廠”院兒要改建廣播電台和報社，原住戶都要出去。這樣，我們家又告別相處如親的編席鄰居，來到位於南市場北名叫永裕街實則全市最窮的窮街，我們家，就住在一破爛院兒的臨街土坯西廂平房，看上去就像隨時都會傾倒似的，門窗全都走了向，屋地是土的，由於年久往外掃土，這屋地都深陷得快成井了，一進屋黑洞洞的，就像進地下室似的，一半兒在地底下，一半在地上頭。這院兒住著七八戶人家，大都是拉腳扛活的純粹勞動群眾。
要說“地位”，當時我爸職務已相當高了，上級決定分給我家一套像樣的小洋房，並派人派汽車來搬。父親得知，趕回家，好言勸說那來幫助搬家的同誌們：“咱是幹部，怎能先享受呢，這不是把事情弄反了嗎？我早已經發誓，這條窮街隻要還有一戶人家還住在破爛趴趴房裏，我就不搬開……”果然，父親直到仙逝，也沒搬離這間有如地窨子一樣的十平方米土坯廂房裏。不過，他故去那天清早，滿窗台的鮮花，卻頓然全部死亡了。有人說：鮮花也有情，這是陪好人一塊兒到天國去了。我家最後離開這間差不多全市最破舊、雨雪天經常出現險情的老房子，是在粉粹“四人幫”後的幾年裏。而這時，我那可憐的侍候完老的又侍候小的老母親，最後終於挺不住貧窮和重壓而撒手人世了……當時幾乎整條街的人都為她送行了，說這是一位吃盡人間苦的慈善母親。轉年，弟弟妹妹單位都分給了房子。據說臨搬出那“地窨子”時，弟妹們都放聲大哭起來。當時作為長子的我，遠在沈陽，且剛被“解放”不久，雖說我自1956年拿工資起就每月必給母親寄錢，但此時，當母親離世時，弟妹搬開舊房時，卻依然免不了感慨萬端，愧疚難忍，因為離家過早的我，幾乎沒在母親膝下侍奉過呀……記得“四人幫”垮台後，我去黑龍江訥河地區深入生活，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修改長篇《不許收獲的秋天》，曾去看那土改時分給我家的大草房，不料還住著人，而且，房頂依然苫著葦草後牆依然抹得厚厚的泥土……隻是太老了，畢竟四五十年了呀。我在此後出版的長篇《不許收獲的秋天》後記中，曾寫下這樣的話：土改那年，我雖是孩子，卻跟祖輩受窮的翻身農民一起共過歡樂，睜大驚奇的眼睛，看大人們撲在分得的土地上打滾，捧著濕潤的泥土流淚，嘴上不時地說：“這回可好了，這回可好了……”然而三十年過去了，我們的翻身農民卻依舊窮得不行，依然住著那破舊的大草房……記得當時寫這後記時，我想到了赤誠為革命，堅決不搬出破房子的已故父親，我哭了，淚流不止。有人勸我別寫得這樣慘，免得犯忌。我說，豁上了，寫，哪怕再讓我去幹校改造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