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究竟應該怎樣看待文學作品中的民族性格呢？普列漢諾夫說過：“任何一個民族的藝術都是由它的心理所決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況所造成的，而它的境況歸根到底是受它的生產力狀況和它的生產關係製約的。”他還曾指出：“人們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決定著他們的整個性格。”我們論述回族文學的民族性格，也隻能從這種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在回族人民的社會生活、曆史及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中把握和評價它。
根據這種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回族文學作品為我們塑造了多少性格鮮明、栩栩如生的典型性格啊！衝破封建羅網，大膽追求幸福、自由、愛情生活的尕豆妹（《馬五哥與尕豆妹》）、紫花（《尕妹是鳳凰阿哥是鷹》）；不顧一切艱難困苦，為理想而百折不撓的沙以德（《金雀》）；機智勇敢，反映民族詼諧與智慧的小克裏木（《小克裏木》）；英勇善戰，代表民族英雄氣質的馬本齋（《回民支隊》）……他們的身上不見得有那些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絕對的“特征”，但由於是回族“生活條件的反映”，是回族作家“從周圍環境得來的印象的結晶”，所以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再如回族民間文學作品《孔雀膽》，它出色地塑造了清末回民起義領袖杜文秀的形象。這個作品主要是通過杜文秀犧牲的過程塑造他的典型形象的。當敵人大兵壓境，內無糧草，外無援兵，自己隊伍中間意見又不統一，形勢極其危急時，杜文秀決定犧牲自己個人，拯救數萬群眾的生命。他先讓全家沐浴更衣，請來阿訇念了“討白”，然後含著熱淚把自己一隻心愛的綠孔雀宰了，取出孔雀膽握在手裏，回頭望了一眼已先一步“歸真”的全家老少，不覺淚如泉湧。他昂起頭，望著那滾滾的陰雲，聽著那呼嘯的狂風，說道：“仁慈的主啊！你救救數萬生靈吧！”然後吞下孔雀膽，投奔敵人營門而去。無獨有偶，他的這個悲劇結局，與回族民間傳說中的另一回族起義領袖馬化龍是相似的。馬化龍在形勢危急之際，為免除百姓的苦難，隻身投向敵營，被淩遲處死。他們的舉動，在當時無疑是一種壯舉。但他們的這種性格，與漢族文學中的起義英雄又有一定的不同。漢族文學中的這類人物往往一拚到底，即使與敵同歸於盡也決不善罷甘休，即所謂“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回族文學中的這類人物性格，反映了民族的深刻烙印。一是由當時民族所處的地位所決定的。由於回族是一個居住比較分散的民族，當時民族關係又比較緊張，因而他們在鬥爭失敗時，深感處在強大勢力的包圍之中，看不到前途，隻好把民族存亡的希望寄托在外界上，希圖以個人的犧牲換來民族的生存。二是由民族的精神世界所決定的。伊斯蘭教在當時是回族人民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由於伊斯蘭教宣揚在人的後世還有一個世界，真主會懲惡揚善的，因而杜文秀、馬化龍他們在危難之際都能以宗教殉難者的思想去從容就義，並認為這是自己應盡的職責、最高的壯舉。所以，回族文學作品這樣描寫他們，就清晰地顯示出了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受到民族社會生活製約的民族性格特點，並給人以真實可信的感覺。
回族文學在表現回族人民社會生活的典型環境中刻畫回族人物的典型性格時，十分注意對回族人民獨特的民族心理的刻畫。民族的心理素質是民族生活條件所引起的民族的生理和心理的變化以及反映這些變化所表現出來的內在形式與外在形式的統一，是民族曆史文化傳統與現實生活的折射體現。回族文學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麵表現了回族人民的心理素質。
一、民族自覺感。民族自覺感是民族人物對自己所從屬的民族的自覺認識及特殊情感。有時，它也表現為民族自尊感。如電影文學劇本《回民支隊》中：
在被日寇燒毀的清真寺裏，馬本齋正對著眾人在講話：“鄉親們，這是咱們回民抗日義勇隊的開張買賣，這仗打勝了，回回就算吃開啦！看今天有個八路軍能打日本，說不定明天咱們回回還有個九路軍也能打日本！”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回族英雄強烈的民族意識與熾熱的民族情感。一方麵，他認識到打日本是為了抗日救國，為了使中國人民不當亡國奴。另一方麵，他作為回族的一員，又流露著一種為本民族爭氣，以及“說不定明天咱們回回還有個九路軍也能打日本”的民族自豪感與民族自信心。這些作為他民族心理的一部分，有力地表現了他的民族性格。
有時，民族自覺感還表現為民族凝聚力。如回族中普遍存在的“天下回回是一家”“親不親，穆斯林”的心理。這種心理今天看來是缺乏階級分析的，但它產生在過去的那個年代，反映了回族人民在那特定的年代，保持民族團聚，鞏固民族內部團結的願望。我們對此應區別情況，正確對待。
二、民族心理活動的方式。各個民族的心理活動，包括觀察生活、理解事物的方式，到言談舉止、表情達意的氣派風度，無一不表現出他們的民族獨特性。回族文學所表現的民族心理活動，則帶有自己民族的顯著特點。如小說《來五養牛》中：
來五在這頭躺在地上，喘著粗氣，好像還在流著眼淚的老牛身旁直打“磨磨兒”。他疼牛、恨人。真主啊，你造化萬物來到盹因上，難道就讓他們這樣受罪？養牛養馬比君子，你們……來五怒了，那灰暗的眼睛裏射出利劍一樣的光。他怒視著那些幸災樂禍的人，詛咒著：你們這樣對待一個啞巴畜力，將來都得進躲斯海於（地獄）。
麵對那些人麵獸心的家夥，來五極其痛恨，但他表達這種內心感情的方式，不是到大街上大跳大罵，也不是借酒澆愁（這是由回民的不喝酒所決定的），而是躺在炕上，在心底裏向他視為最神聖的真主傾訴，這是來五習慣的一種表達情感的方式。
回族人民表達情感的方式當然也是多樣的，不能認為僅僅提到了真主就是民族的心理特征。有時，回族文學作品則根據回族曆史的傳統思想與作品中具體人物的社會地位來刻畫人物的心理。如短篇小說《夏桂》中，主人公夏桂的丈夫瞧不起夏桂，故意拿話刺激她，甚至提高了嗓子吼道：“你別想拖後腿，咱們過不到一搭！”夏桂聽了，臉頓時紅到脖子根，雙手顫抖，她把嘴咬得很緊，好容易忍下了心中的羞辱與委屈。她從不願公開爭吵，但又不想輕易放過他，她想了半晌才想出一句話：“我說的是隊上勞力緊。賀蘭山高擋不住大雁，遠走高飛你的！”說完又低下頭，研究割麥子的事。
夏桂的丈夫瞧不起她，拿話刺激她，她不願也不可能與他公開爭吵，這主要是由夏桂所處的地位與回族的傳統思想所決定的。在過去社會回族的傳統思想中，婦女社會地位較低，一切得服從丈夫。夏桂所在的是偏僻的農村，封建思想殘餘一下子不可能完全掃除，而一些傳統思想在回族婦女中已成了習慣的心理，短時間內不可能完全改變，所以作品這樣描寫夏桂，就符合曆史的真實，反映了當時回族婦女心理活動的特點。這與漢族文學中的李雙雙是截然不同的。
三、民族審美觀。民族心理是與一定民族的審美觀相聯係的。對善與惡、美與醜的判斷、褒貶，常構成民族心理活動的一個重要側麵。而這，又直接影響著按照什麼樣的民族審美觀塑造民族典型性格的問題。換句話說，也就是作品中的民族性格所具有什麼樣的民族審美觀的問題。回族文學作品常根據民族的審美觀念刻畫人物，刻畫人物心理，其中流露出了鮮明的愛憎態度。如民間文學作品《要口還》。故事講的是：回族青年哈兒三走路口渴，見到一座果園，就摘了一個果子吃了。但當他休息後準備趕路時，卻忽然想起了“我白吃了人家一個沒‘口還’的果子，那怎麼能成呢？我去找這果園的主人，向他要個‘口還’才能走。”是他便找到果園主人，向他要“口還”。果園的主人看他這誠實的樣子，提出：“我有一個獨生女兒，可是她是個瞎子，又是個啞巴，沒有頭發，也沒有腳，隻要你答應娶她做你的妻子，我就給你‘口還’。”哈兒三想了好半天，為了要老漢的“口還”隻得答應跟她的女兒成親。新婚之夜，哈兒三揭開新娘的蓋頭一看，原來是一個容貌美麗、品行端莊的姑娘。是，他恍然大悟，果園主人是以此來試探他是否誠實，是否講信義，是否忠厚可靠。這個故事，在哈兒三的一係列心理活動中，寄寓著回族人民的審美觀念，即：不經允許吃了或用了別人的東西是可恥的，隻有經過了別人的同意，討得了“口還”才是合乎禮法的。誠實守信、本分忠厚的性格是美的，不講信義、奸詐狡猾的人物是可鄙的。作品反映了回族人民美好的心靈和特定的心理狀態，成功地塑造了哈兒三這個可愛的回族青年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