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共同的民族認同感的基礎上，回族作家們又表現為不同的藝術追求與創作特色，並且由於個人認識民族生活、了解民族文化的程度及藝術實踐的深度而呈現為一種由淺入深、層次發展的狀況。
《穆斯林的兒女們》取材於西北黃河平原回族人民的現實生活。作家滿懷著對於自己家鄉、自己家鄉人民的真摯感情，動人地表現了當代穆斯林的兒女們頑強奮爭的民族性格和在風雲變幻的政治形勢下的獨特遭遇，同時形象地展現了回族人民的風俗民情和伊斯蘭教的宗教精神，鮮明地刻畫了海文、杜英英等不甘落後、不甘屈服於命運，具有新的思想意識，向著新的生活目標奮進的回族青年一代人物形象，馬存惠等飽經滄桑，充滿民族智慧的回族老人形象；這可以說是在長篇小說領域最早正麵表現回族現實生活、刻畫回族人物的作品之一。然而，正是由於這是一部較早反映回族現實生活的長篇，囿於種種條件的限製和藝術經驗積累的不足，因而從更高的標準來要求，則顯得生活容量有餘而文化蘊涵不足。盡管作品對於民族生活的反映是真實的、生動的，不少地方是傳神的，而且作為較早的一部長篇也是難能可貴的，但是，相對於另外兩部回族的長篇小說作品，還是缺乏更深入的生活挖掘和更強烈的藝術力度，從總體上看，尚給人以略顯稚嫩之感。
與《穆斯林的兒女們》比較起來，《穆斯林的葬禮》在表現回族生活的原湯原汁方麵雖欠地道，但它卻在表現回族文化方麵邁進了一大步。這部作品基本上可以說是一部文化小說。作家運用她那嫻熟、細膩的筆調和掌握的伊斯蘭、曆史文化的大量知識，生動、傳神地描寫了中國玉文化的長河和中國伊斯蘭文化的長河的流變，並且在這兩種文化的交叉描寫中，塑造了具有濃厚文化色彩的都市回族人物形象，表現了神奇迷人的回族文化，其中特別是幾次對於回族婚俗文化和喪俗文化的描寫，既曲盡其妙，又不相雷同。如作品中關於主人公韓新月葬禮的描寫，在具有特殊魅力的伊斯蘭文化的氛圍中，作家充滿深情、如詩如畫地描寫了那為悼念亡人而聚在一起的、充滿親情的“拿手”禮。那洗滌亡人的純潔、簡樸、神聖的“洗禮”和全體穆斯林滿懷著虔誠和敬畏的悼念亡人的“站禮”，使人真切、形象地感受到了“穆斯林葬禮的隆重、莊嚴而簡樸，沒有絲毫的浮華。它是為亡人舉行的一次共祈……是忠實的靈魂對於真主的無限崇敬，是每個人衷心情感的傾瀉，是為了全體穆斯林包括亡故的人而向真主發出的切望於將來的籲請”“它以特殊的形式而永垂不替”。從這些描寫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回族那美好、神奇的民俗風情，而且看到了他們千百年來身處大民族的包圍之中和漢文化的強烈吸引之下仍保持著高度凝聚力的文化的“根”。
但是，讀完這部作品，陷入冷靜的沉思之時，卻又使人產生了一些困惑之處：作品一方麵在著力描寫、禮讚著回族的文化傳統，但另一方麵，又在許多根本之處流露出了對這種文化傳統的否定。特別是表現在作品對主人公之一的韓太太——梁君璧的形象刻畫上。從這個人物自身的主體性來看，這是一個有著剛強的個性，勇於衝破世俗羈絆的回族婦女。當她還是少女的時候，就含辛茹苦，獨力支撐了梁家的門戶；當誌向遠大的韓子奇回到她的身邊的時候，她可以大膽地說：“奇哥哥，我幫著你幹！你……你娶了我吧。”這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勇於衝破世俗的回族姑娘形象啊。並且，她還是個虔誠的穆斯林，“從九歲開始就做每日的功課，以後從未間斷”，並“隨著年歲的增長，她越來越篤信萬能的真主，那是指引她的人生之路的唯一的神”，這是一個多麼典型的穆斯林婦女啊。可是，偏偏是這個有著宗教道德信仰的、恪守民族傳統文化的回族婦女，卻又那麼的怪異、封閉、保守、冷酷，甚至可以說是她一手造成了韓家兩代人韓子奇與韓新月父女倆的不幸。這使我們在慨歎作品對於這個回族婦女不公的同時，又對作者對於民族文化的態度產生了疑惑。作者是否含蓄地告訴人們，恪守民族傳統文化隻會導致不幸，在民族傳統文化與伊斯蘭精神的支配下隻能走向“葬禮”。如若作品客觀上給人們造成了這樣的看法，這當然是不正確的，這不能不是作品的缺憾和不足。
《穆斯林的兒女們》著重表現的民族生活層麵，《穆斯林的葬禮》著重表現的民族文化層麵不同，《心靈史》著重表現的是民族精神的層麵。
固然，文化包括了思想模式、情感模式和行為模式，但相對於狹義文化而言，精神仍具有自己獨立存在的價值。張承誌有著學者、作家的雙重身份，他自願作為回族的“一支筆”，數年間，拋棄了自己已取得很大成就且已習慣了的文學道路，拋棄了都市的舒適生活，甚至拋棄了自己所賴以安身立命的職位薪俸，深入到了回族聚居的西海固地區，終於與這裏的回族人民融為一體，開啟了他們那沉默如鐵、厚重如山的心靈之扉，掌握了他們那代代相傳、秘不示人的手抄秘籍，從而創作出了《心靈史》這部被作家稱之為“沒有比這更值得獻身的事了”“我文學的最高峰”和“畢生作”的作品。這部作品，打破了以往小說的套路，以被人們稱之為“血脖子教”的信仰伊斯蘭教的幾十萬哲赫忍耶群眾和他們的導師為主人公，深刻地揭示和熱情地弘揚了他們在清朝和民國時朝艱辛的生活環境裏和極致的政治壓迫中那種“讓心先自由，讓心靈痊愈，讓心靈呼吸喘息，讓心靈先去天國——舍了這受苦人的身子給這坑人的世道，讓心沾一沾主的雨露吧”的與幻想訣絕、以死作為信仰，追求磨難、崇尚犧牲、追求心靈自由的卓絕精神。這種精神，雖然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正如黑格爾所說的：“（藝術）隻有在它和宗教與哲學處在同一境界，成為認識和表現神聖性，人類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靈的最深廣的真理的一種方式和手段時，藝術才算盡到了它的最高職責。”藝術和宗教、哲學確實是處在同一境界的，它們都是對人類的存在進行終極探索和關懷的。張承誌的宗教意識，更多表現為一種精神選擇和精神特點，表現為一種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方式，更確切地說，表現為一種心靈的境界和層次，因而，他的這部作品就具有更深刻的內涵和更普遍的意義。不僅是反映了回族人民，而且反映了整個人類對於信仰和精神自由的追求，達到了如同別林斯基所說的那種“隻有那種既是民族性的同時又是一般人類的文學，才是真正民族性的，隻有那種既是一般人類的同時又是民族性的文學，才是真正人類的”極致的民族文學的境界。
三
三部回族長篇小說的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它們較好地認識並正確地處理了認同與超越的關係。認同，表現為與民族文化主體基本一致的闡述，使民族文化傳統得以凝聚和穩定。但是，這樣也會導致“自我設限”，排斥某些異己的、新鮮的因素，造成民族文化的封閉和老化，成為創新和發展的負累。為了克服這種現象，就必須有超越的意識，將由於認同而產生的定勢變為騰越的基石，以一種更廣闊的視野審視民族傳統文化，打破、擴張和改變界限，使民族文化在相對穩定的基礎上，獲得新的營養，以求得更大發展。正如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所說的：“當我們承認他人及其價值的時候，也就重新認識了我們自己；當我們否定或孤立別人的價值時，也就否定了自己和將自己孤立了起來。拉美作家真正從另一個西方世界重新認識了自己。”“文學的傳統與創新是互相支持、互為依存的……創新為了存在而需要傳統……但是傳統為了繼續存在也需要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