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學，是民族精神、民族社會生活的花朵和果實。而衡量一個民族的文學是否成熟和所達到的水平，則往往是由這個民族的長篇小說所決定的。
回族作為一個曆史悠久、人口眾多的民族，曆史上由於種種原因，長篇小說創作卻一直是一個空白。20世紀源園年代以後，一些回族作家盡管創作了一些長篇小說，但它們表現的內容卻是非回族的，幾乎沒有什麼民族特點，可以說，這些作品與民族的生活與文化傳統呈現出一種遊離的狀態。新時期以來，隨著民族的振興與發展、回族文學的繁榮，回族長篇小說創作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張承誌的《心靈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員月出版）、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查舜的《穆斯林的兒女們》（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員月出版）。這三部作品的出版，不僅標誌著回族文學跨越的新起點，標誌著回族文學所達到的新的、令人鼓舞的發展階段，而且向人們提出了許多新的、有益可貴的啟示。
一
民族自覺意識，是判斷民族成員屬性覺悟的一個重要的方麵，也是衡量少數民族作家創作風格的一個重要的方麵。這三部長篇小說的出版，首先反映了回族作家在自己的創作上民族自覺意識回歸並發展的過程和結果。
民族自覺意識，即所謂的民族情結，它的存在不完全取決於個人後天的經驗，而產生於民族整體的集體無意識。每個人從他出生以後，這種集體無意識的內容便給他以後的心理發展提供了一種既成的模式，就決定了這個人今後知覺和行為的某種選擇性，因而，個人就同整體、同民族聯係在了一起，直至死亡這種潛意識也是不會消失的。當然，這種民族情結不完全等同於民族作家的自覺創作意識，有許多民族感很強的作家是以非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和題材創作的。但是，這種民族意識，卻會深埋在民族作家的心裏，一有適當的機會便會頑強地表現出來。回族作家在創作上對於自己民族母體的認同，便經曆了這樣一個發展的過程。由於回族居住分散，再加上受漢文化的強大影響，因而一些回族作家，特別是散居內地大都市的回族作家，他們內心深處盡管潛伏著民族情感，但他們一開始對自己民族的民族文化是不熟悉的，對自己民族群體的生活是脫離的，因而，他們在創作中曾一度出現了被筆者稱為“非回族化”的現象。例如，被廣大讀者所熟悉的張承誌，由於他散居在北京，又曾插隊落戶於內蒙古大草原的縱深處，因而，他的成名作《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以及《黑駿馬》《北方的河》，反映的都不是回族人民的生活，在其藝術氛圍、形式特點上麵也沒有回族自己的民族特點。霍達也是如此。這位才華橫溢的女作家，她最初的代表性作品，一是曆史題材劇本，如《秦皇父子》《鵲橋仙》等；二是京味及一般都市生活小說，如《紅塵》《保姆》《貓婆》《追日者》等；三是反映社會重大問題的報告文學，如《國殤》《民以食為天》等。甚至於為了避免“照顧”之嫌，她竟不願在自己的作品上、在一些場合說明自己的族別。即使是回族聚居區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查舜，他最初的作品也缺乏鮮明的民族特點。這種情況，既帶有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普遍性，也具有回族文學創作的特殊性。
然而，正如遊子浪跡天涯也不會忘記母親的懷抱一樣，天然的民族情感和心理素質使這些回族作家畢竟不能脫離自己的民族母體，他們經過多年的探索和艱辛跋涉之後，特別是文學創作的意識逐漸成熟以後，不能不將目光投向自己的民族，自己血脈相承的母族，自己願園園萬孤獨而沉默地存在著的民族同胞。原本生活在非回族聚居區的張承誌，懷著“一種戰士或男子漢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一遍遍地走進西海固，走進這著名的“黃土高原東南角的回民山區”，並在這兒認識了回族農民馬誌文之後，他的文章便“奇異地冠上了他的信仰之性”。霍達也開始調動起自己早年民族生活的回憶，“要回到那個時空去，再生活一次”，並發現、理解了“我們這個民族和宗教有著久遠的曆史淵源和密切的現實聯係”。至於查舜，在步入了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大學的大雅之堂之後，在新的文化氛圍的撞擊下，對於自己民族的感情似乎更加深厚了，對於自己民族的文化似乎認識得更加深刻了。正是由於這些主客觀的因素，使得這些回族作家在創作上呈現出了對於自己的民族、自己民族的生活、自己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回歸和認同。
認同，是同一民族文化係統成員用來界定和認識我們周圍一切生活現象時達到基本一致而形成的文化力。這種文化力可以產生非常強的文化場效應。由於這些回族作家在創作上的認同與回歸，使回族長篇小說創作獲得了可喜的收獲，回族文學的創作水平有了質的飛躍。
1988年，《穆斯林的兒女們》與《穆斯林的葬禮》在一年之內相繼出版了。前者以火樣的激情和抒情的筆調描寫了回族聚居區穆斯林兒女們的愛情故事和生活鬥爭。這些故事曲折、細膩而感人，充滿了命運感和回族特有的情趣和色彩，後者以獨特的視角、豐厚的容量、深刻的內涵、冷峻的文筆，宏觀地回顧了中國穆斯林漫長而艱難的足跡，揭示了他們在華夏文化與穆斯林文化的撞擊和融合中獨特的心理結構以及命運變化。兩部作品的出版使回族人民的生活，那鮮為人知的蒙著神奇麵紗的穆斯林世界，集中地、全景式地、形象生動地向文學讀者們敞開了；回族人物的形象，那強悍而敏感、堅忍而自尊的新的典型文學性格昂首步入了長篇小說的神聖殿堂。正當人們為回族文學的這一重大突破而振奮、驚詫之時，《穆斯林的葬禮》一舉摘取了國家級的榮譽桂冠，榮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這不能不使回族人民感到由衷的自豪。然而，《穆斯林的葬禮》的震蕩波尚未平息，人們對於回族突如其來的“文學爆炸”還沒來得及評說的時候，張承誌的《心靈史》又出版了。限於種種原因，評論界尚未對這部著作作出反應，但它卻不脛而走、不翼而飛，落戶於千千萬萬的回族普通家庭之中，在回族群眾中出現了搶購的轟動。一位當代回族作家的著作能這樣地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這是前所未有的。回族長篇小說的這些輝煌的成功，不但提高了回族文學的整個藝術品級，而且提高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整個藝術品級，甚至提高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藝術品級。事實雄辯地說明了“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少數民族作家的自覺民族意識不僅不能構成為束縛自己的框框和羈絆，反而是他們得天獨厚的優勢之所在，是他們在創作上獲得成功的天然條件和內在驅動力。少數民族作家隻有植根於民族生活與民族文化的豐沃土壤，隻有與自己的民族保持密切、血肉相融般的聯係，才能使自己的創作結出豐碩的果實，才能使自己成長為文學的參天大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