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的回族文學，是寧夏回族自治區整個文學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它大致是新時期十年來才發展成熟起來的。
盡管回族有著悠久的曆史和光榮的文化傳統，盡管自元代以來寧夏就已成為回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但由於封建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血腥壓迫和經濟上的殘酷剝削，直至1958年自治區成立以前，寧夏幾乎就沒有產生過回族作家，更何論回族文學！
1958年自治區成立以後，寧夏有了哈寬貴、高深、王世興等回族作家，他們雖然創作發表了一些“寫回回”的作品，有的還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就整體而言，尚停留在比較淺層的階段，且勢單力薄，形不成氣候。不久，在“左”的思潮衝擊、禁錮下，他們的創作也被迫停止。在新時期的十年之前，寧夏的回族作家盡管發表了許多詩歌、散文、小說作品，但大都缺乏民族個性和特色，形不成自己獨立的風範和品格，尚不能構成美學意義上的回族文學。
進入新時期以後，隨著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實，回族及回族作家主體意識迅速複蘇和覺醒，寧夏的回族文學有了長足的進步和根本性的變化。這不僅表現在隊伍的擴大、數量的增加和品種的豐富上，而且更表現在質量的提高和創作實踐的深入發展上。具體地講，新時期十年寧夏的回族文學大體經曆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一、從自發到自覺的覺醒
“文革”結束後兩三年內，寧夏回族作家的創作積極性得到解放，創作、發表了不少作品。但這時尚缺乏理論的引導，創作實踐是盲目的、不自覺的，缺乏明確的美學追求。這時期我們所看到的寧夏回族作家的作品是無個性的、自發存在著的。有的除了在作者的署名前冠以“回族”二字外，和漢族作家的作品毫無二致；有的作品中的回族人物除了山羊胡、小白帽、青坎肩外，和漢族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也沒什麼兩樣。1989年以後，這種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回族作家開始具有一種自覺的美學追求意識，開始在作品中表現出自己民族的個性。標誌這種變化的發軔之作，是馬知遙的短篇小說《古爾邦節》和馬治中的歌劇《馬五哥與尕豆妹》。
《古爾邦節》大膽地突破了多年來形成的所謂“禁區”，正麵、深入地描寫了回族人民的節日和宗教生活。“古爾邦”意為宰牲，是伊斯蘭教的三大節日之一，也是回族人民傳統的盛大節日。過去，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宗教是被徹底否定的，文藝作品正麵反映宗教生活是大逆不道的。盡管馬知遙在創作這部作品的時候，“左”的思想仍然在一些人的頭腦中頑固存在著，但作者從生活的真實出發，以強烈的民族感情，勇敢地邁進了這個領域，不僅以讚美的筆調，詳細描寫了古爾邦節的來曆、儀式，回族人民的習俗、風尚，而且通過生動、形象的場麵、細節，頌揚了他們美好的人情、良好的道德規範。作品字裏行間雖洋溢著宗教色彩，但又將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著重表現了宗教生活中美的、善的一麵，為我們展示了一幅真實、生動的民族生活畫麵。
《馬五哥與尕豆妹》取材於回族民間文學，通過回族青年馬五哥與尕豆妹的愛情悲劇故事，描寫了民族地區尖銳的矛盾和鬥爭，表現了回族人民反封建的鬥爭精神和對幸福自由生活的無畏追求。
這兩部作品都具有比較鮮明的民族風格與地方色彩，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標誌著回族作家對文學民族化積極、主動的追求。自此以後，反映民族地區社會生活，表現民族地區特殊矛盾和鬥爭，描寫回族人民美好的心靈，抒發回族人民思想情感，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民族風格和特色，開始成為寧夏大多數回族作家自覺的美學追求。
二、從表層到深層的開掘
盡管在新時期的前幾年，寧夏的回族作家開始具有了自覺的美學追求，並且寫了一些有民族特色也有一定影響的作品，但是，從發展的眼光來看，他們這時大多注重的乃是視覺經驗的描述，給人的僅僅是一種民族風情的展示，滿足的是人們的好奇心理，基本上還停留在描寫較淺層的生活表象上，沒能表現出回族語言、性格、心理、宗教等，即深層結構方麵的內容。
後來，隨著回族文學創作實踐的深入，回族文學理論的發展推動，回族作家開始走出民族風情的狹隘小圈子，對民族生活進行了深入的開掘，對民族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創作了一批有一定深度的作品。如馬知遙的“納氏兄弟係列”小說，查舜的長篇小說《穆斯林的兒女們》，馬治中的《西域回回》《“方”迷新傳》，金萬忠的《野鴨灘》，馬中驥的《苦甘草》，馬蘭生的《索拉橋上的愛情》，藍茂林的《黃土坡》，馬存賢的《葫蘆套》等短篇小說，和高深、馬樂群、楊少青、何克儉、馬鈺、楊雲才、賈羽等人的一些詩歌作品。
與以前相比，首先，這些作品開始由人的外部世界走向內部世界，深入地探討和表現了回族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質。如馬治中在他的短篇小說《三代人》卷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隻要你是回回，任你是誰，我一眼就能認出來，這不是吹牛，這是本事，信不信由你。你問憑啥認？唔，這可是隻能意會，不能言傳……”這無異於作家的創作宣言，表現了他探索、表現“隻能意會，不能言傳”的回族人物性格心理的積極意願。《三代人》即是這種意願的一個成果。作品集中、深入地刻畫了蘇萬才、蘇盼明、蘇木撒三代回族人物形象。蘇萬才恪守傳統，篤信伊斯蘭教，“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言行都約束在《古蘭經》規定的範圍之內”，甚至打算讓自己的孫子木撒退學念經，是個正直然而又比較保守的回族穆斯林。蘇盼明既有父親蘇萬才那樣對宗教的虔誠，又能麵對現實，理解並接受新事物，處於父親與兒子矛盾的夾擊之中，他既不忍忤逆父親的意願，又不願毀了兒子的前程，是個思想尚處在中間交替階段的回族人物。蘇木撒則是完全不同於老一輩的回族新人，他尊重父輩、祖輩的信仰，但又走與他們根本不同的道路。當爺爺企圖將他引向自己所走過的老路時，他不但積極、巧妙地予以反抗，而且用自己學到的新知識，生動、有力地教育了他們，使他們也開始對自己所走的生活道路進行新的思考。作品深入到回族人物的內心世界，通過他們之間的生活觀念、生活道路上的對立和衝突，塑造了老、中、少三代不同類型的回族人物形象，給人以真實、可信之感。
其他的一些回族作家，也都不滿足於對民族生活的表層描述，而能注重於寫人的內心情感世界，塑造出許多既有民族共性，又富有獨特個性的回族典型人物，豐富了回族文學人物畫廊。
其次，是深入到回族宗教、哲學、文化形態之中，形象地表現了民族的深層心態結構。一個民族的心態不僅反映在他們的言談舉止、製度禮儀上，而且集中地反映在他們的文化形態中，特別是與他們有著密切關係的宗教中。回族人民由於幾乎全民信仰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無論曆史上還是現實中都發揮著維係民族凝聚力的牢固紐帶作用，因而與伊斯蘭教的關係特別密切。伊斯蘭教對於回族人民的心態結構有著重要的影響，正確地反映這種關係，正麵表現宗教文化，便成為真實表現回族人民心態結構的重要途徑。為此，寧夏的回族作家進行了認真的探索和勇敢實踐。查舜的長篇小說《穆斯林的兒女們》，不但濃墨重彩地描寫了宗教氣氛很濃的回族節日、習俗，而且引用、融進了大量的《古蘭經》經文、哲理及其故事。這些內容，不是人為地堆砌在作品裏麵，而是與故事情節的展開、人物命運的發展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主人公海文，這個立誌於改變家鄉落後麵貌的回族新一代青年，當他麵臨阻力，在前進的道路上屢遭失敗，心情苦悶、煩亂，進而灰心泄氣之時，是家鄉清真寺那靜穆、深邃的氣氛蕩去了他心頭的陰雲，是家鄉虔誠禮拜的父老鄉親給了他堅韌的力量。當他按照回回人洗浴的規矩嚴格地洗淨身體後，“遍體頓時有了一股清清爽爽的解放感，沒有了緊巴巴的生活的繩扣，也沒有了硬邦邦的光陰的鑰鎖”。而回族老人馬存惠對他說：“隻有具備了這兩種美德（寧靜和寬宏大量），人才能夠屢遭挫折而不氣餒，忍辱負重，堅忍不拔，備受傷害而不圖報複。要像安拉在《古蘭經》中諭示至聖所說的那樣：‘你要原諒，要勸導，要避開人，你應當以最優美的品行去對付惡劣的品行……’”這些話直接引用《古蘭經》的語句，運用民族傳統的哲學講授了生活的哲理，使海文克服了狹小、急躁的心理弱點，胸襟更開闊了，氣度更寬容了，精神更堅強了，從而走向了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