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樣的描寫，作品不但表現了濃厚的回族文化色彩，而且比較深入地揭示了回族人民特有的思想結構和堅忍、內向的性格特征，這是難能可貴的。
再次，作品中表現出了批判精神。在正麵表現民族社會生活，深入反映民族精神文化狀態的同時，寧夏回族作家還表現出了自覺的批判精神，對民族的某些陳舊現象和落後人物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諷諫，對民族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入的反省和思考。如馬治中的《山林兒女》對民族生活中的守舊現象發出了深沉的慨歎。馬蘭生的中篇小說《索拉橋上的愛情》對壓抑回族青年的封建勢力和傳統偏見進行了血淚的控訴。馬知遙的短篇小說《三七》，則在肯定回族人民正常宗教信仰的同時，對一些信教者的心態進行了深入的剖析。這部作品主要寫了三個人物，一個是回族老人三奶奶，一個是她過去的情人張侉子，一個是她（實際上有可能是他們）的兒子馬占奎。三奶奶已苑園多歲，風燭殘年。可是身為公社主任的馬占奎，整日鑽營請客，卻不管老娘的吃喝，使她經常在封了一天齋後，隻能啃幹饅頭。張侉子雖是漢民，但他對三奶奶有著真誠的愛，常省下自己的吃喝周濟她。當三奶奶“無常”（死亡）之後，原本不信教，甚至跟他媽擰脖子瞪眼睛地說“天堂那麼好？誰見過？咋沒個人捎個信來說說？放著好吃好喝非要遭那份罪不可”的馬占奎，卻突然對宗教的禮儀熱心起來，請了好多阿訇、滿拉來大操大辦地為老媽過“三七”，光禮錢就收了員萬多元。而平日對三奶奶有情有義的張侉子盡管早就皈依了伊斯蘭教，卻沒去湊這個熱鬧，不但沒去過“三七”，反而將三奶奶臨死前告訴他的本屬於自己的一袋金銀財寶散給了清真寺。
《三七》與馬知遙以前發表的《古爾邦節》比較起來，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作家開始跳出了狹隘民族感情的局限，突破了單純表現民族風情的小天地，對回族生活的表現和回族文化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更深的層次。作品對於伊斯蘭教的態度，與《古爾邦節》中那種一味讚美、肯定不同，而是將它僅僅作為一種信仰。無論是三奶奶臨終前的虔誠也好，還是張侉子的皈依也好，他們對於宗教的信仰僅僅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們的目的是通過宗教達到人生一種完善的境界，使自己的人格升華到理想的高度，使自己的靈魂得有歸宿。而馬占奎對宗教的態度，也是帶有明顯的個人目的，他將宗教當成了一種體麵地撈錢的手段。這樣，作品對宗教的表現，對於民族文化的表現，就寄寓了更為深厚、客觀的內涵。與以前的作品比起來，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三、從單向發展到多麵組合
新時期寧夏的回族文學，還經曆了一個由單向發展到多元交叉、多麵組合的階段。最初，寧夏回族作家的發展道路是單純而狹窄的，他們土的土，洋的洋，在藝術道路上各不相同，甚至是背道而馳的。一些人堅持走民族化的道路，對傳統的文學形式、表現方法比較偏愛，便忽略了新觀念、新方法的學習、引進；一些人主張文學要現代化，認為民族化會造成回族作家的局限，束縛回族作家的手腳，影響他們走向全國，因而他們的創作向中國傳統文學看齊，而不注重文學的民族色彩。
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大多數回族作家逐漸認識到，民族化與現代化不是彼此對立、相互排斥，而是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的。囿於傳統，不注重外部動態，不借鑒、吸收新的觀念和方法，會使自己的創作走向褊狹、保守、單調；同樣，背棄了民族的傳統，一味向外看齊，也有喪失自我品格的危險。將民族化與現代化對立起來的單向發展是不利於回族文學繁榮的。他們將民族化與現代化結合到一起，創作出了許多既有時代精神，又富民族特色的好作品，使新時期寧夏的回族文學創作走向了比較成熟的階段。
如，馬治中基本上走的是民族化的道路，他的小說創作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注重刻畫回族人物，反映回族生活。但他的短篇小說《信念》，既以現實主義的精神，真實、勇敢地反映了十年動亂時期回族人民所遭受的屈辱、他們心靈的痛苦，具有濃厚的民族生活氣息，又借鑒了西方現代派小說的技巧，以意識流的手法統攝全篇，使作品顯得更深沉、凝練，更富時代色彩。
再如，高深新時期複出時最初的創作是不注重民族性的。他那時寫的詩歌目光是盯向全國詩壇的，《借花獻佛》《智者多慮》等小說，也擷取的是對我們社會上常見的一些病態現象，予以鞭撻、嘲諷。它們不表現回族生活，也沒有民族色彩。後來，這種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高深在堅持自己原有創作風格的同時，有意識地注重了民族性，並較好地將二者結合起來。例如，短篇小說《清真寺落成的時候》站在時代的高度，使用現代心理小說的表現方法，深刻剖析了一位回族青年和他的妻子由迷信而走向宗教的心靈軌跡，真實地描寫和表現了他們的盲目、迷惘及覺醒，既具民族色彩，又富時代氣息，反映了高深新的創作風格。
在這種多元交叉和多麵組合的發展趨勢下，在現代化與民族化的發展道路上，寧夏回族作家積極實踐，大膽探索，使寧夏回族文學的發展水平不斷提高，表現出了佳作紛呈、多彩多姿的可喜局麵。應該說，這種繁榮景象不僅是新時期的十年前所沒有的，而且也是寧夏地區回族文學發展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盡管十年來寧夏回族文學的進步是巨大的，所取得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從嚴格的標準來要求，特別是橫向比較起來，我們還有不少差距，還有許多薄弱環節與不足之處。
首先，寧夏既然是回族人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那麼，回族文學就應理所當然地成為寧夏的主體文學、代表性文學。但是，新中國成立快源園年了，自治區也成立30年了，寧夏的回族文學還遠遠沒能取得與它的民族相稱的地位，寧夏在全國有影響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還都是漢族的，這不能不使我們感到遺憾。
其次，寧夏既然作為全國回族最大的聚居區域，作為全國唯一的省級回族自治地方，寧夏的回族文學就應該成為中國回族的主流文學，成為中國回族的代表性文學。但是，目前寧夏的回族文學還不能擔負這個重大責任，全國有影響的回族作家如穆青、胡奇、沙蕾、張承誌、沙葉新、霍達、陳村等都在外省區，寧夏回族作家水平與他們尚有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