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寧夏既然作為全國5個省及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之一，而且成立的時間也並不晚，那麼，按照常理，寧夏回族文學的發展應與各自治區民族文學的發展大致同步，但是，據全國第二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的統計資料表明，中國作家協會內蒙古有蒙古族會130人，新疆有維吾爾族會129人，甚至延邊一個自治州都有朝鮮族會13源人，而中國作協的寧夏回族會員隻有3人。
上述問題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麵的，從回族作家的角度來說，今後應主要作以下幾個方麵的努力：
一，要有強烈的民族主體意識。對於少數民族作家來說，下麵兩種傾向都是同樣危險的：一種是僵化，自我封閉；一種是同化，喪失了自我，消融於共性之中。因此，對於回族作家來說，現代意識、現代思維、現代觀念是重要的，需要不斷強調，但也必須保持強烈的民族主體意識，要有民族自覺精神，甚至在有的時候，後者更為重要。因為，生活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作家，是不可能從根本上逃避時代精神的，而這也是對於無論哪一個民族作家都適用的共同要求。對於少數民族作家來說，正是民族的主體意識才使他有自己獨立存在的價值和品格，才能獨立於中國和世界文學之林。正如日本學者牧田英二所說：“說實話，在我看來，沒有一個作家是沒有時代精神的。站在一個外國讀者的立場說，我更期望產生與本民族曆史、命運緊密相關，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並反映民族現實生活的作品。既反映民族生活，深深紮根於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又能超越自己民族的文學作品是不朽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有普遍意義”。前一段時間，我們一些同誌對文學的民族化持懷疑態度，認為文學民族化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障礙，牧田英二作為一個外國讀者，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對我們是有重要啟發意義的。
當前，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們的回族文學在中國文壇上，在世界文壇上沒有多高地位，國內國外很少注意、研究和介紹中國當代回族文學，而他們對於回族民間文學倒更感興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認為前幾年的回族作家文學特色不夠濃厚、個性不夠鮮明，構不成一種獨立的文學現象。要了解、研究中國的文學，讀漢族的大作家及其他兄弟民族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就夠了，何必注意到你呢？
因此，回族作家首先必須要有個性覺悟，要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民族情感。近幾年來的寧夏回族作家的民族自覺性雖然在不斷增長，但總有一種自卑感，或表現為一種小家子氣，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在作品中缺乏痛快淋漓的宣泄和表現，因而缺乏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二，要打破追隨意識，發揚自立、創新精神。從以往情況看，中國一些少數民族作家基本上是跟隨漢族作家學創作的。這當然有它積極的一麵，可以借助、利用漢族作家創造、積累的成熟經驗，更迅速地提高自己的創作水平。但在另一方麵，這也容易養成一部分少數民族作家的依賴性、盲目追隨性。寧夏一些回族作家正是這樣。他們唯恐自己落後了，便將眼光緊緊盯在國內一些漢族作家身上，人家興起什麼“熱”，我們也緊跟這種“熱”，但由於寧夏地處偏僻，信息傳播慢，因而我們老是慢半拍，老也跟不上。事實上，即使我們跟上了，也隻能是重複，不會是創造，更不可能超越。既然如此，為什麼不開動腦筋，獨立創造，走出自己的新路子呢？
蘇聯作家艾特瑪托夫在《一日長於百年》的“前言”中說：“像傳說的文學作品那樣，我將傳說和神話等當作祖先的遺產，當作遺留給我們的先輩的經驗利用於這部作品之中。進而，我還引用自己創作實踐中的最初的幻想性主題於其中。然而，這些都不是我的最終目的。它們不過是一種思考方法而已。不過是認識與解釋現實的手段而已。”他將自己民族的神話與傳說當作祖先的遺產和經驗利用於自己的作品之中，並且以它們作為一種獨特的思考方法來認識與解釋現實，這樣就有了一種迷人的氛圍和獨特的魅力。我們的祖先也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學遺產，那蘊含豐富、富於色彩的回族民間故事、傳說、歌謠、諺語自不必說，僅是一部《古蘭經》，就給我們提供了多麼豐富的內容啊！那古老的哲學觀念與倫理道德，那神奇迷人的故事與傳說，那閃光的智慧和優美生動的語言……這是一座真正的寶庫，我們隻要深入其中，是會大有收獲的。如果說，《古蘭經》還是古代阿拉伯人的文化遺產，那麼，明代以後，伊斯蘭教與儒家文化相結合，產生了許多新特點，從而成為真正中國化了的回族文化，我們為什麼不能很好的利用這些文化優勢，利用我們祖先遺留給我們的這些財富，創造出自己獨有的文學思維、表現語言，新的美學流派、表現方法以及回族的這個或那個“派”呢！
當然，我們強調自立、創新意識，並不排斥對於漢族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橫向交流。事實上，各國文化、各民族文化都是雙向交流的。而且，正是這種雙向交流、多元交叉才產生了各民族文學的變化與前進。但是，這種交流不能違背民族文化個性的法則，它隻能是雙向交叉、相互滲透、正常分途發展的，絕不能成為單向的、相互替代的、喪失各自屬性和品格的。
三，要努力加強文化、生活修養。由於曆史上的一些原因，寧夏經濟、文化比較落後，再加上回族過去社會地位低，有條件學習文化的人少，因而從整體上講寧夏回族作家的文化水平不太高。有些從外地來的回族作家或近年從大專院校畢業的青年作者，雖然有一定文化基礎，但對民族生活又不很熟悉。況且，隨著情況的不斷變化，在他們麵前又擺著一個知識更新的問題。因此，文化、生活功底問題是擺在寧夏回族作家麵前一個緊迫而關鍵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進一步提高寧夏回族文學的發展水平是談不上的。
近年來，寧夏回族作家雖然增強了民族自覺感，創作積極性也提高了，但這兩個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因而盡管寫得很苦、很勤奮，但成績不大，水平提高不快。而外地有的作家卻很注意這兩個問題。如張承誌，他是研究生，是學有專長的青年學者，同時又能經常進行“漫長的孤旅”，隻身深入內蒙古草原、新疆大陸及伊斯蘭的黃土高原，並且每到一地，將那裏的鄉親們真誠地當作自己的父老，在思想、生活、感情上與他們打成一片，因而，他創作的作品就有深刻的力度，他對回族人民與伊斯蘭教的關係就表現得十分真實、生動、深刻。而我們寧夏有些回族作家的作品與之比較起來，就顯得膚淺、僵硬、外在了。因此，我們應該下大力氣提高自己的文化、生活修養。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曆史悠久，人物風流，有古老的文明史。特別是近百年來，風起雲湧，演出過多少悲壯激越的活劇啊！新時期的十年裏，又發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件啊！可惜我們都缺乏深入的認識和表現。我們應該深深紮根於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理論修養，才能寫出更多更好深刻表現民族生活的史詩性作品來。
載《固原師專學報》1990年第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