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全世界50多億人口中，約有源園億人信奉宗教。我國各個少數民族更與宗教有著密切的聯係。宗教真有這麼大的影響人們心靈的力量嗎？這些信仰宗教的民族的人們，他們的心路曆程、情感世界、思想觀點，不僅是社會學家所要研究的課題，而且也是需要文學家們探索和表現的領域。
不能說，我國新時期的文學創作，沒有這方麵的成功嚐試，但它們展現的大都是宗教的負麵性價值，正麵地表現宗教的，又往往停留在儀式、製度之類的淺表層麵上。至於那掩藏在西北黃土高原重重山巒和溝壑中的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穆斯林，他們的宗教感情、精神世界和生活經曆，則更是乏人問津了。
這不僅僅是缺乏創作膽略和勇氣的問題，實際上是存在著一個理解和對話的困難的問題。“首先作為一個前提應當提醒注意的是，中國回族是在分散於東方文化中心——漢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況下堅持他們的神性世界的。因此，和猶太人相似，中國回族信仰的伊斯蘭教極具宗教的本義性、沉默性以及神秘性。”“其次，宗教的人是一些努力在‘聖’的空間中求存活的人，他們的生活體驗和心路曆程對於不擁有宗教感情的人、對於生活在失去神聖的空間裏的人來說，是難以理解和缺乏真實的。”再加上曆代反動統治階級造成的民族壓迫和偏見，使得回族穆斯林更深地陷在黃土高原之下。在那綿遠廣袤、縱橫重疊的山巒溝壑裏，有誰知道，埋藏著多少血淚、多少機密、多少故事、多少活著的曆史呢？你如果沒有謙恭的學習態度，沒有堅韌的吃苦精神，沒有將這裏的人民當作自己的父老兄弟的真摯感情，沒有同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同感覺，你是無法走進這沉默的大山，掌握開啟這扇厚重的心靈之扉的鑰匙，獲取這些沉睡的珍藏的。
幾乎從張承誌開始文學創作的同時，他便對這片土地寄予了深情，稱之為自己心靈的“綠洲”和“聖地”。多年來，他孤獨而不知疲倦地奔波在這塊浸著民族血淚的土地上，與普通的回族農民群眾結下了深厚的情誼，認真地向他們學習，創作發表了許多表現民族生活，富於回族色彩的作品。近年來，他又大膽地深入到中國回族群眾信仰的伊斯蘭教之中，創作發表了《西省暗殺考》（《文彙月刊》1989年第6期）、《錯開的花》（《中國作家》1989年4期）、《海騷》（《收獲》1988年4期）、《金牧場》（《昆侖》1987年2期）等中長篇小說，從而為我們展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伊斯蘭教的神性世界。
一
張承誌筆下的伊斯蘭教心靈世界，是動人心弦、充滿神奇力量的。《金牧場》中的主人公“他”，在“麵如重棗”的楊阿訇的引導下，跪在了那座被掩藏了200年的蒿草叢中的青磚小墓前。這座青磚墓的主人，曾經胸腹上麵插著四把尖刀。四把尖刀剜著他的四肢，同時卸著他的四肢。清真寺在烈焰中熊熊燃燒著，黑油煙像一股旋風滾滾上升。官兵問道：你還要你的真主麼？老人高聲喊道：阿拉乎艾克別爾！……官兵把老人卸成一截肉柱，可是那鮮血淋漓的肉柱上麵，那顆頭還在高聲呼喚著：阿拉乎艾克別爾！……作為人類的一種精神文化現象，宗教本身就具有忘我、狂熱、撼人心靈、動人心魄的特征。作品中對於那個老人的動人描寫，正是那個時代回族群眾在統治階級的壓迫麵前，以身殉教、寧死不屈精神的真實寫照。
張承誌筆下的這個世界，也是神秘而沉默的。《錯開的花》中的“我”，苦苦探討著做人的幾種極境，追求著生命的幾種極致：立誌征服險惡的探險者，安於溫柔、和諧的牧羊人，衝在反叛義軍前哨的猛將，無論是開創、和諧、激烈，都不能使他沉醉，都為他所漠然。在“一連三次大敗之後”，他投身於宗教，便立即感受到了它那沉默、神奇的力量。在那個臨著“萬丈深淵般的崖壁”旁的土窯洞裏，麵對著那個像大山一樣的沉默的鐵阿訇，在坐靜中，“我的履曆，我的隱秘，在寂靜中湧湧地傳向了他”，“他沉默中一一接收又一一放過”後，指給了“我”那個雕在窗欞上的“神秘的花”：“這是花，不是草。這是字，不是圖。這是最玄秘艱深的，這是最簡單樸素的。知道了麼？這是一個字，和這個字的倒影。這字在右邊：真主。倒影在左邊：真主的影子、追隨者、你。”“我”麵對這“花”坐靜默思了源園天，並經過鐵阿訇種種無言的啟示，終於獲得了“徹悟”，達到了人生的極致。
“沉默是宗教的第一層屬性和外殼”，“神秘在其徹底的本質中是最樸素的”。中國的佛教，曾經有“麵壁十年”的佳話。伊斯蘭教的至聖穆罕默德，也是在希拉山洞的靜禱默思中，接受了真主的啟示。黃土高原的回族農民，他們除聚禮、會禮日外，也是獨自麵向西方誦禱的。《錯開的花》中“我”徹悟的過程，正是回族信仰的伊斯蘭教的這種屬性的形象表現。
張承誌筆下的這個世界，更是獨特而富有地方色彩的。中國回族信仰的伊斯蘭教，不僅與漢族信仰的宗教有極大的區別，而且與信仰同一宗教的其他少數民族也有著不同之處。如《西省暗殺考》中伊斯兒等人獨特的宗教“功幹”，他們那隱秘的鬥爭活動，特別是作品中關於“血布衫”的描寫：少年時的伊斯兒在與“官家”的血戰中，“一把甩了那件滑膩膩的血布衫”時，黑暗中立即有人叫他：“那血衣裳，拾上。”他穿著血衣血帽參加“貴大的爾麥裏”；穿著它立下了以死殉教的“尊貴舉意”；穿著這件血布衫與竹筆老阿訇、喊叫水馬夫參加了殊死的鬥爭。後來因沒能以身殉教，臨亡前，仍在慨歎“我沒有血衣的口喚”。他亡後，送的人把他葬入先他殉教而亡的他夫人的墓穴，“見那婦人臉色新鮮栩栩如生。一件血衣，上麵淋漓濕透”。這種傳教活動和思想觀念，正是中國伊斯蘭教蘇非派穆斯林的一個鮮明特點。這個神秘主義的教派，不僅強調個人的主觀直覺和內心體驗，還在激烈嚴酷的鬥爭中，提出了“舍西德”的思想，即認為殉教而死是最可貴的，可“提著血衣撒手進天堂”。正如小說中伊斯兒的師傅亡前所囑托的：“血是殉教人的記號。不用裹屍布，隻穿血衣。這都是前輩就定了的。”張承誌從這種曆史的真實出發，準確地描寫和表現出了西北回族群眾信仰的伊斯蘭教的不為人知的特點。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作家宗教知識的豐富和對中國伊斯蘭教的深入了解。
張承誌並不是為宗教而表現宗教的，更不是借小說以展示自己的宗教知識。他作品中的伊斯蘭教的描寫，是為其塑造回族人物、刻畫民族性格、反映民族曆史、表現民族生存狀況的目的服務的。
張承誌曾經憤慨地指出：“清季陝西起義、雲南大理起義、苗族大小金川起義、甘肅金積堡起義等等反叛，清朝廷各製一部《方略》，盡收一切奏折上諭等軍情敵報，鴻篇巨製，而戰時燒紅數省而敗時悄無一息的老百姓留下了什麼史料了呢？已經任人宰殺又何必管人家議論！”但“中國回族和伊斯蘭教研究的可能性僅僅在於這一點，那就是人民活著。上述種種學科的困難，有可能因人民數百年如一日的堅守伊瑪尼（信仰）和古典幹辦，在某種條件下被突破”。因此，隻有深入到回族人民過去全民信仰今天仍在他們心目中享有神聖地位的伊斯蘭教中去，才能跳出官方史書的空白，拂去曆史的塵埃，讀到他們的“心史”，深入到他們的精神世界，從而真實地反映出回族人民的曆史苦難和鬥爭經曆，成功地刻畫出回族的典型性格。如，通過《金牧場》中“血河”的描寫和楊阿訇自割頭皮以減輕內心悲痛的不尋常舉動，我們可以看到曆史上回族人民的深重苦難；通過《錯開的花》中四個絕美的女子守住四角花樓，寧可被濃煙烈火吞沒也決不低頭投降的故事，我們可以增進對回族人民鬥爭曆史的認識；通過《西省暗殺考》中“一棵楊、四座聖墓”的考證，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回族人民特有的頑強鬥爭精神，而且可以看到鮮明的民族典型性格。這些聖墓中的亡者，生前雖然是虔誠的伊斯蘭教民，是被人崇敬的“聖徒”，但他們那神性的心靈世界誰說不是當時回族人民內心情感和精神形態的真實反映呢！他們那頑強堅韌、以身殉教的壯舉誰說不是回族寧折不彎、剛烈不屈的民族精神的生動寫照呢！正是“這些努力在‘聖’的空間中存活的人”，體現了西北回族農民那“黃土堿水所喂養出來的血性”。張承誌通過對他們的描寫，更深入地表現了中國回族農民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