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誌，這位祖籍山東的回族作家，在十年動亂的年代裏，作為下鄉知青，曾“在蒙古草原的縱深處生活了很久”。蒙古族人民的哺育之恩，使他一度將目光投向了那片古老、廣袤的土地，寫出了一部又一部馳譽文壇的佳作。然而，苑園園萬本民族同胞以及他們那漫長的孤獨奮鬥的曆史，畢竟是不容忽視的。民族感情的紐帶不能不將他拉向西北的黃土高原——回族代代生存、鬥爭的最大聚居區域，先後寫出了以回族生活為題材的《黃泥小屋》《終旅》《殘月》《湟水無聲地流》等小說，以及《心火》《背影》等散文，為自己飽經憂患的民族獻出了一份赤子的心腸。
在現今及以後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內，由於民族的現實存在，任何一個作家，總是隸屬於一定的民族。他們首先是民族的，然後才有可能是世界的。因而，“他們的真正的作品中總是充滿民族性的”。民族性的表現是衡量他們反映民族生活成功與否的重要標誌之一。
文學的民族性，主要在於表現出獨特的民族精神、心理素質。果戈理就說：“真正的民族性不在於描寫農婦穿的無袖長衫，而在表現民族精神本身。”張承誌回族題材作品的可貴與成功之處，首先就在於它們真實地刻畫出了回族的心理素質，活畫出了民族的靈魂，表現出了民族的精神，具有鮮明、深刻、內在的民族性。
在祖國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回族可謂是一個“特殊”的民族。從外表上看，她似乎沒有什麼“特征”：在居住上非常分散，分布全國，沒有一個共同的地域；長期使用漢語、漢文，沒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在經濟生活上也與所在地的其他民族大致結為一體。但是，她又是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特征的民族。這個特征，不在她的外部，而主要表現於她的內部，表現為她那獨特的心理素質。這種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不但成為團結本民族成員的重要精神紐帶，有力地維係著本民族的存在，而且有效地對本民族的生存、發展起著衛護作用，使他民族的心理、精神影響難以滲入。這種心理特質，實際上成為了保存民族界限的最後一道屏障和藩籬。能否準確地把握、反映出回族的這種特質，是表現回族精神、刻畫回族人物的最基本的方麵。
天然的民族情感與曆史研究者的深邃目光，使張承誌對於回族的心理素質有比較準確、深入的把握。他在散文《心火》中對自己的民族深情地寫道：“她沒有一種特殊的母語，但她具有最特殊的心理素質。”“她得天獨厚的長處和財富，就是那心之火。那心火使她不狂妄、不冷漠、不屈服，在自己神秘的內心世界裏暗自體味著那自兒時以來就有了的、他人無法理解的深沉感受。這感受是尊重人、理解人、正視自己和發憤努力的基礎，是一種生命般的力量。”
對於自己民族心理的內在把握，使張承誌回族題材的作品沒有流入表層的民族風俗和習慣、民族服飾、外貌的反映，也沒有停留於外在的行為特征和氣質風度的描寫，而是潛入人物的內心深處，多層次、多角度地刻畫出了回族人民心中那永遠不熄的“心火”——鮮明而獨特的心理素質。
回族的心理素質，首先表現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
張承誌筆下的回族人物，無一不鮮明地表現出了這一特點。在《金積堡》中，當席卷西北的同治年間回民起義的大潮退去之後，百年時光淘盡了一切，昔日鬥爭的中心金積堡這片平川裏蔓延如火的回民，如今隻剩下一家了。這家的男主人郭成祿，在那動亂的年代裏，盡管背負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但仍牢記著自己是回族的一分子，不肯背叛自己的民族，不肯背叛民族的曆史，冒著身家性命的危險，給為了回民而慘死在清政府屠刀下的當年回民起義領袖修了座“拱北”——一座青磚小墓。墓是簡陋的，但卻寄托了這位普通回族人對自己的民族以及自己作為民族的一員應盡的責任和深厚的感情。
如果說，《金積堡》表現了單個的回族人物的民族意識的話，那麼，《背影》則生動有力地表現了民族集體的屬性覺悟。在隴山腳下，在黃河岸邊，為了參加追悼英勇地犧牲在反動統治階級屠刀下的亡人的集會，成萬的農民自發地從四麵八方彙聚成一個波瀾壯闊的雄偉場麵，“人頭攢動的海洋上塵土彌漫。無畏的農民掀起了直入雲霄的呼嘯，為說謊的曆史修訂。當那兩萬人擠擁成的大海在我眼前喧囂沸騰，當我真切地看見我麵前晃閃著兩萬個終日躬耕荒山的背影時，我體味到了一種屬於自己的威武雄壯”。這是一個具有高度內聚力的民族才會發生的舉動，是一個有著強烈自覺意識的民族的人民才能造成的壯美的場麵。作品還告訴我們：個體構成了整體，整體寓於個體之中。隻有這樣的民族整體，才會造就郭成祿這樣的回族人物；而沒有無數個郭成祿這樣的具有強烈民族認同感的單個人，也就沒有這樣一個內聚力異常強大、富於團結精神的民族整體的。
回族的心理素質，也表現在高度的民族自尊感上。
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嚴酷的生活環境，使回族人民對自己的民族懷有特殊親切的感情，激發了回族人民高度敏感、強烈的民族自尊感。個人的生死可以置之度外，民族的尊嚴絕不容受到踐踏，在《殘月》《終旅》中，張承誌稱之為“氣”。為了“這口氣”，“這沙山是給血浸紅的”“河灘裏的石頭蛋都被血膩住了”。在《黃泥小屋》中，這叫心裏頭怕碰的“軟肉”。為了“護住自己心裏那塊怕人糟辱的地方”，老阿訇坐了一輩子的牢，被官家打得“肋骨條條碎成塊塊了，長成扇板子般兩大塊”。蘇尕三“舉起鐮刀，朝那官的脖頸上割了一下，家就毀啦，家成為兩股左右繞著團冒的黑煙”。甚至於連“賊娃子”，這個為了填飽肚子幾乎不顧一切的回族少年，當他偷東家的白麵饃被發現，東家邊追他，邊“嘎、嘎、嘎”地陰笑著，舉著那塊豬骨頭，“給，給呀，你這個賊種，給你吃個夠，今黑夜叫你吃個夠”地羞辱他時，他感到有柄尖刀一下子挑開了他的襖褂，挑開了他的皮肉，毫不留情地揭開了他的軀殼。他覺得自己霎時間鮮血淋漓地給剝開了，那殘酷的刀尖還在往深處紮，準準地對著心底下的一塊柔軟的地方。他早忘了自己的肉身子裏還有這麼個地方，可他又知道打他小時候就似乎是一直護著掩著這個地方。若是毀了這個地方，世上就沒有賊娃子了，隻有一攤臭肉，太慘啦，他睜大了眼睛想，還有這麼糟辱人的事麼。“活了十五歲，浪了三四省，他沒想到有這麼場肮髒羞辱等他呢。”“他從來沒有這麼傷心過。他全身哆嗦起來，臉上淌下了兩道淚水。”“一扭頭跳進了那黑洞洞的水窖，暗夜裏的窖水濺起一個高高的浪頭，沉重地響起咕咚的一聲巨響。”
“賊娃子”的死，在有些人看來也許是難以理解的，但在回族人看來，卻是非常典型而具有邏輯性的。別林斯基認為，每一個民族的本質，“而且也是由於風俗、習慣、概念、關係等等構成的”“習俗是一種神聖的，不可侵犯的，除環境和文化進步之外不屈服於任何權力的東西！”回族是禁食豬肉的。但在舊中國，幾乎每一件辱回案、辱教案，都是針對回族的這一特殊風俗習慣而挑起的。維護這一民族習俗的不受侵犯和褻瀆，就曆史地成為了回族人民維護民族自尊的一個重要標誌。“賊娃子”的死，就真切地反映出了在那特定年代回族人民的這種民族感情。
回族的心理素質，還表現於堅忍的追求和無畏的鬥爭精神。
在過去，反動統治階級由於民族的偏見，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將回族人民誣為“匪”“亂”，不僅在官方文書中大量使用對回族人民侮辱性的加犬傍的“回”字，而且大肆推行“痛剿以服其心”的血腥政策，使回族成為近代最受壓迫的民族之一。然而，這種“欺回、壓回、滅回”的手段，不但未能將回族人民製服，反而激起了他們更大的反抗，在長期的鬥爭中，錘煉出了回族人民堅忍、執著、在逆境中求生存的民族性格和不怕犧牲的無畏鬥爭精神。孫中山先生曾說：“回族在中國曆代所受壓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強。”“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犧牲著稱於世，苟能喚起回民之覺悟，將使革命前途得一絕大之保障。”張承誌回族題材的作品深入地揭示並表現了回族人民的這種心理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