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欲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曆史潮流中得來的”。典型，永遠是社會性的。三部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時，不但注意了他們的代表性，而且同時注重並表現了“環繞著這些人物並促使他們行動的環境”，因而使其具有了比較深刻的社會內容。
如《歌唱英雄馬和福》在塑造馬和福的英雄形象時，對促使他們成長的周圍環境的描繪上也是典型的。作品這樣描寫當時的社會：
苛捐雜稅（是）如牛毛，
鬧兵荒壯丁（哈）亂抽；
富戶（哈）豪門油滿腸，
窮阿哥皮包著骨頭。
形象而真實地揭示了那個時代回族社會生活中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關係，生動而具體地展現了當時回族地區苦難的生活現實，不但給我們提供了馬和福性格發展中令人信服的生活依據，而且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當時的社會。
《阿依舍》講的雖然是一個愛情故事，但在階級社會裏，愛情問題不是孤立、靜止地存在著，它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阿依舍》的積極意義在於，它通過男女主人公的悲慘命運，深刻地揭示了當時的黑暗現實。如作品中寫阿依舍是：“苦菜花開黃一片，苦根兒難嚼難咽；苦姐兒出在桃花嶺，苦淚兒把人的心淹。”寫薩裏哈是：“黃連的樹上落陽雀，苦命鳥吃果哩；桃花嶺來了薩裏哈，窮漢娃受孽障哩。”而寫“北山狼”則是：“團總金銜掛肩上，大寺學董鎮九坊，官衙土匪都聯上。”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是階級差別和階級壓迫、是吃人的黑暗社會埋葬了這兩個青年的純潔愛情，扼殺了他們年輕的生命！這樣，由於作品把典型形象置於典型環境之中，在階級關係和階級矛盾中刻畫人物形象，所以就使這些人物具有了比較深刻的社會內容與典型意義。
無論是作為敘事詩，還是作為抒情詩，抒情都是它們的顯著特征。別林斯基曾指出：“感情是抒情天性的最主要的動力之一；沒有感情，就沒有詩人，也沒有詩歌。”楊少青的三部“花兒”敘事詩在運用“花兒”的基本形式敘事狀物，塑造民族典型性格的同時，並沒有忘記了“花兒”長於抒情的特性。作者滿懷對本民族的一片赤誠，把自己的滿腔熱情傾注於筆下，因而使這三部敘事詩都有著強烈的抒情色彩。
作者的激情，似乎已在自己的胸腔內凝聚了很久很久，所以，往往在作品的一開頭，便阻遏不住地迸發出來。如《阿依舍》：
棒打鴛鴦雨澆蓮，
合歡樹怕分兩半，
有情人單怕無情棍，
活生生遭罪含冤。
哎喲——
東雅於上良多磨難，
冰河裏血淚滾翻……
通過滲透著強烈感情色彩的詩句，把我們引到一個深沉、憂傷的藝術境界之中，似乎是在傾聽歌手壓抑著內心的情感，唱出一支悲傷的歌。尤其是“哎喲——”這個具有典型民歌風味的呼喚性襯詞，它雖然沒有確定的含義，但卻表達了一種憂傷而綿遠的情思。這情思脫離了那無力表達它的文字，變成了音樂的聲音，仿佛是作者沉重的歎息，深深地打動了我們的心。
詩人的豐富感情，也流露在他所描寫的具體物象上。在三部“花兒”敘事詩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在典型環境的刻畫上，還是在客觀景物的描寫上，都滲透著作者濃烈的感情色彩。如《歌唱英雄馬和福》中敘述豫海回族自治政府成立的一段描寫：
五彩雲托住九重天，
吉祥鳥
銀嗓門放了個寬展；
十錦旗笑迎東風卷，
金鼓兒
擂動了同心的山川。
動人的口弦水朗朗彈，
幹花兒
漫醉了喜慶的少年；
不是聖紀、古爾邦，
清真寺
抹一層節日的濃豔。
別林斯基說：“純抒情的作品看來仿佛是一幅畫，但主要之點實則不在畫，而在於由那幅畫在我們心中所引起的感情。”這段“花兒”確實像一幅濃墨重彩的畫作，它不僅使我們如身臨其境般看到了回族地區特有的風俗畫麵，感受到了濃厚的民族與地方風味，而且情不自禁地沉浸在這一歡樂的環境之中，感受到熱烈的喜慶情緒。甚至連無生命的鑼鼓、錦旗等客觀物象，都抒發了詩人歡欣若狂的主觀情感，反映了他稱頌這一在中國回族曆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革命盛大節日的鮮明態度。
詩人火熱的激情，集中體現在自己塑造的回族正麵人物形象身上。馬和福、阿依舍、薩裏哈、索秀蘭身上，都寄寓著詩人深厚的感情和熱烈的讚頌。他沒有過於瑣碎地描寫他們的外貌，而是集中篇幅，大筆潑灑，抒寫了他們的內心思想和感情，熱烈地謳歌了他們的心靈美和行為美。如在《歌唱英雄馬和福》中，當英雄不幸落難，寧死不屈，被敵人押上刑場時，作品以大段抒情謳歌了英雄的衝天浩氣，表達了鄉親們的無限思念，從而使作品的主題思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再如《阿依舍》中，當外有“北山狼”威逼，內有李滿拉責罰，矛盾衝突發展到白熱化的時候，作品並沒有把篇幅用在驚險情節的渲染上，而是緊緊圍繞著詩歌抒情性的特點，把大段篇幅用在了阿依舍與薩裏哈二人內心感情的抒發上，這樣就鮮明地突出了二人藐視一切封建王法、勇於反抗黑暗勢力、大膽追求幸福生活的叛逆性格。在作品末尾二人殉情而死時，詩中寫道：
北風卷起六月雪，
化做克番身上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