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在我國少數民族文學中有著悠久的傳統。而英雄史詩與敘事長詩，就更為豐富。在回族文學史上，也產生了許多影響深遠、光彩奪目的優秀民間敘事詩，如著名的《馬五哥與尕豆妹》《吆騾子》《歌唱英雄白彥虎》等。然而，與民間文學相比，回族作家創作的敘事詩則比較鮮見。解放以來，尤其是社會主義新時期以來，回族文學扶搖直上，各種題材、體裁的回族文學作品頻頻問世，回族文學新人不斷湧現，敘事詩的創作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回族詩人楊少青創作的“花兒”敘事詩，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事例。
“花兒”是流傳在甘肅、寧夏、青海等地區並為回族人民深深喜愛的一種民歌形式。楊少青生活、工作在回族聚集的寧夏南部山區，對民族文化藝術傳統有著深厚的感情。幾年來，他在藝術道路上努力攀登，不但創作了大量“花兒”體的抒情短詩，而且寫出了《回族英雄馬和福》（連載於《回族文學》叢刊總第員、2期）、《姆旦與秀蘭》（載《新月》1982年第員期）、《阿依舍》（連載於《銀南文苑》1982年第員、2期）三部“花兒”敘事詩。這些“花兒”敘事詩，以其飽滿的形象、鮮明的風格和新穎的形式，為回族文藝百花園增添了新的光彩。
“花兒”是以抒情見長的。它短小精幹，格律謹嚴，多用來表達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純真美好的愛情。而敘事詩，則是一種以詩的形式來刻畫人物、描述故事的文學體裁。別林斯基就曾指出：敘事詩的特點是“要求創造個性和特有的戲劇安排”。楊少青的“花兒”敘事詩，則是“花兒”與敘事詩自然而和諧的結合體。它以“花兒”為基本形式，融抒情與敘事為一體，在不破壞“花兒”原有風格、格律的情況下，根據作品內容的需要適當延長了它的篇幅，增強並提高了它的敘事性及表現力，成功地塑造了不同類型的回族人物的典型形象，生動地反映了特定曆史時期回族人民的鬥爭生活。
讀完這三部作品，它們的主人公都給我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無論是《歌唱英雄馬和福》中的馬和福、《姆旦與秀蘭》中的姆旦、秀蘭，還是《阿依舍》中的阿依舍、薩裏哈、李滿拉，都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地出現在我們麵前。作品植根於民族生活的肥沃土壤，善於挖掘民族地區特有的矛盾和鬥爭，在尖銳、激烈的矛盾衝突中塑造人物性格，因而具有感人的藝術力量。
《阿依舍》通過主人公阿依舍、薩裏哈同惡勢力、舊禮教的殊死鬥爭，表現了回族青年為追求理想的愛情生活而百折不撓的鬥爭精神。《姆旦與秀蘭》則在新舊兩種思想的交鋒中，塑造出秀蘭這個普通然而體現著新的時代思想的社會主義回族新人的形象。《歌唱英雄馬和福》主要塑造的是回族革命烈士、中華蘇維埃陝甘寧豫海縣回族自治政府主席馬和福的形象。這部作品真實反映出馬和福由一個逃難的“窮河州”，在鬥爭中逐步成長為光輝的共產主義戰士的發展過程，生動地刻畫出馬和福那豪爽、剛直、嫉惡如仇、機智果敢的性格特征。如第一部“熱依斯的口喚”一節中，管家熱依斯狐假虎威，硬逼著馬和福連夜給他打個日本櫃。馬和福如期交來後，隻見那地櫃“螃蟹腿兒烏龜背，毒蛇頭翹在個天上；纏頭惡魔在背上臥，母夜叉立在身旁”，熱依斯不禁勃然大怒：“膽大的奴才想造反，敢給我熱依斯畫像？”然而，“和福聞言笑一場：‘熱依斯錯怪我四匠，我打的地櫃有名堂，勝過那日本的式樣。畫蛇（哈）添足為青龍，熱依斯騎在個背上；二太太隨爺享清福，早日（哈）升進個天堂’。”他憑著自己的大膽和智慧，把這個狗奴才痛快淋漓地戲弄了一場。這裏雖然帶有誇張的成分，但通過這個精心設置的典型事件，馬和福那機智、勇敢，甚至還帶有某種程度“狡黠”的性格，就鮮明而立體地呈現出來了。
三部作品在塑造人物時，不僅注意了在矛盾衝突中刻畫人物鮮明的個性特征，而且還能夠把人物的個性特征與民族的共性特征結合起來予以表現，因而就使他們具有了更強烈的典型性。如《姆旦與秀蘭》中，父親姆旦在自然災害麵前鬼迷心竅，放棄農副業生產，想跟人搞投機倒把，以不正當的手段發財致富。女兒秀蘭得悉後，耐心地勸誡爹爹道：“通天梯子接雲霞，進天堂靠的四化；你不守本分犯王法，臉抹黑對得起誰家？”當父親不聽女兒的規勸，一條道走到黑，結果反倒蝕了老本，債主盈門，恨不得上吊時，“雙扇扇門兒單扇扇開，鮮花兒一朵飄進來”，秀蘭姑娘走進屋內，掏出自己上山幹活掙來的2000元錢，情真意切地對父親說：“半年的辛苦踏青山，百斤發菜汗水換”“隻要爹爹心意回，女兒的辛勞沒白費。”終於感化並挽救了失足的父親。由於曆史的原因及傳統的影響，回族婦女的性格一般都比較含蓄、內向，因而，秀蘭在對父親的錯誤做法進行鬥爭時，就采用了這種以實際行動說服、感化的方法。這樣，在秀蘭的身上，我們就不僅看到了回族姑娘溫柔、體貼的美好心靈，而且看到了回族青年堅忍、倔強的性格特征。
《阿依舍》中對阿依舍、薩裏哈、李滿拉的描寫在這方麵尤為成功。阿依舍與薩裏哈是兩個有著強烈反抗性格的回族青年，共同的命運及思想感情，使他倆傾心相愛。但是，惡霸地主“北山狼”卻垂涎於阿依舍的美貌，想娶她做偏房；阿依舍的父親李滿拉雖不忍自己心愛的女兒落入虎口，但也不願把她嫁給薩裏哈。麵對這重重阻撓和突然降臨的災難，他倆並未退縮，而是堅定地唱出：
兒的主意女兒拿，
不拿時由不得自家；
任你剖心扒肝花，
不死了還這個做法！
你我的麵前三道關，
一道比一道艱難；
寧叫他皇上的江山亂，
決不叫俺倆的情斷。
這豈止表達的是二人在愛情方麵的堅定信念，也是回族人民傳統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氣質的激發，是寧折不彎、無所畏懼的民族性格的流露。
李滿拉這個人物，也是十分典型的。在李滿拉的身上，真實地表現出人物豐富而複雜的心理狀態及多樣的性格側麵。一方麵，他是個虔誠的穆斯林，本分老實，能隱忍的時候盡量隱忍；另一方麵，他又是個剛烈的漢子，具有回族人民敢於反抗，桀驁不馴的性格特點，因而，他既對“北山狼”的蠻橫行徑堅決反抗，表示：“人心沒底蛇吞象，惡狼休想再逞狂，有花決不插糞堆上！”寧願拚出身家性命，也決不屈服於“北山狼”的淫威；同時又頑固反對阿依舍與薩裏哈戀愛，認為：“鬼精子丫頭不識羞，浪門子維下了朋友？敗壞了門風喪廉恥，依瑪尼活活兒跑丟！”這反映了那個時代上年紀的回族老人的典型心理。由於這個人物的設置，作品的深度和廣度得到更深入的開拓。它說明，壓製這兩位回族青年的還有傳統的習慣勢力，有像枷鎖一樣套在回族人民頭上的舊的觀念。所以，當阿依舍發出：“王法教規是埋人的墳，把女子壓在個底層；個家的終身旁人定，一輩子活人是難心”的呼喊時，我們不但看到了作品有別於其他愛情題材作品的閃光之處，而且還看到了作品中主人公性格的新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