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讀《聊齋》，心裏常常湧起一個問題：“為什麼這本書上的鬼狐，都比人可愛？”後來我在中國這個社會混了幾年，懂得了一點事情，才明白了蒲鬆齡之所以談鬼狐，說夢話，乃是借此罵人的。有話不能直說，在我們這古老的封建專製國家，原來是由來已久了。
民國成立以後，實際上仍是軍閥的封建專製，談不到近代民主國家的所謂言論出版自由。但自“革命成功”，國民黨一黨統治了全國十七八年了，“三民主義”、“民主憲政”，在國民黨統治下始終隻是說得好聽的名詞，實際存在的還是專製主義，以言論文字獲罪而遭受逮捕、坐牢、槍殺、活埋，以至暗殺者難以數計。
在這種情況下，談鬼說夢式的說話，仍然有它的地位。抗戰以前，有一年的《文學>）新年號，曾特約了幾十個作家談夢，我也是被征文的一個。因為我是一個不願白日做夢的人，所以沒有寫。後來看見那夢話連篇的，大都是把自己的真話或希望以說夢話的方式表達出來，隱隱約約，吞吞吐吐，什麼“抗日了……”，“書報雜誌不被禁止了……”等等。一方麵固然覺得比不說為強，另一方麵也才知道這時還是一個談鬼說夢的世界。
抗戰以後，大後方開始似乎還有點清醒的氣氛，但不久又走人了夢的世界，出現一些說夢的名作，張恨水先生也做了“八十一夢”之多！真可謂洋洋大觀、沉沉夢境了！這還不算什麼，令人驚歎的，是不久之後，國民黨的專製老爺們，竟把他們在生意場上用得很熟練的“專賣”、“統製”手腕，伸張到夢的世界裏來，使得做夢也沒有自由，形成了“自有生民以來未之有也”的奇觀！於是夢就分為三種：
一種是人民願意做的夢，那是要被查禁的。例如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虎符》之類的劇本，不過是關於古人的夢而已，但也不能在大後方的劇場上演。
第二種是欽定的夢，那是國民黨官方監造，強迫人民去做的，例如《中國之命運》裏的“實行實業計劃最初十年所須完成之各項工作表”，“需要專門學校畢業生二百四十六萬人”的空頭支票，以及“抗戰勝利後一年實施憲政”的諾言之類。
第三種是：連國民黨的專製老爺們自己也在做夢，而且他們似乎在一廂情願的夢境中忘其所以了。例如在最近國共談判中拖拖遝遝地弄出來的《提示葉》之類，就是那樣的自我陶醉，公然表明，妄想取消堅持敵後抗戰的五十七萬人民軍隊和二百多萬民兵，重新把人民用血肉建造起來的八十多萬平方公裏的解放區讓給敵人。這樣的夢，任何有三分清醒的人，都會覺得完全是一個不堪再做一刻的惡夢。惡夢到了頂點，那就是夢的世界的盡頭了。即使是真正的美夢，人民也不願意再做下去，而願意得到真正的事實。至於欽定的夢，那就要受到人民的唾棄。人民自己起來，爭取民主，爭取改組政府和統帥部的呼聲和行動，已經開始高漲起來了，這些呼聲和行動，不但要結束夢的時代，也會完全打破專製主義者為自己製造的黃金美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