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課除了字句分段、拚音平仄、標準感受、當堂作文之外，還包括演講和辯論。辯論正在失去吸引力。無論是收視率還是操作性。在新世紀新十年，人們對你的疑問扔來一句“傻瓜！想這些有什麼用？”然後轉身離去，更富有效率。效率是極端重要的。你必須完成課堂作業、課後作業、補習作業……如果你還有一些隱秘的愛好，必須擠壓睡眠。這使你沒有時間質疑，沒有時間尋找論據，甚至沒有時間和別人吵上一架。我們都有更高的利益追求。如果發生衝突，更好的方式是協商解決。三七分、二八分、五五分。這是一個契約世紀。如果你還頗具古風，和人開上525個回合對罵，到最後你都根本不知道開罵的初衷在哪裏，留下的隻有粗口和人身攻擊。可在辯論課上，你必須抓住對方的邏輯漏洞，把髒話變成更具創意的笑話。我們身處一個創新的世紀。
“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歐美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以俄羅斯為代表的東正教文化還是以阿拉伯為代表的伊斯蘭教文化，贏得未來世界？”
兩個班級組出四隊辯論隊，抽取一個“文化”作為正方。
這是一個大而無當的論題。
這群十幾歲的孩子，他們知道東正教的十字架形狀，可蘭經寫得是什麼，美國清教徒來自何方，誰又是新儒家的代表嗎？他們也許和十九歲就前往伊拉克、阿富汗的年輕美國士兵一樣，對各國風俗文化一無所知也毫無興趣，他們的辯論隻會偏離方向。
當董永發現這是一個難以控製的話題，已經太晚了。
隻有根本不懂的人之間才存在辯論。
但通過一次辯論也許會開啟一道門。成長在東海岸的孩子，之前隻看過新聞報道，吃過清真扒雞，覺得普京很帥，去美國度過假，或是畫過從日本興起的國家擬人漫畫，提到國名就喊“萌啊！萌啊！”的姑娘，對她們來說：一部漫畫開啟的求知之路，往往超過一堂枯燥的地理課。十年之內，他們中的很多人，將奔向世界地圖上的一個個點，遲早要承擔起更多的責任，辯論也許就是他們睜眼看世界的一架望遠鏡。
但辯論很快從文化差異轉向了地域差別，從地域差別轉向民族競爭，偏題轉入哪國“壞蛋更多”以至於“殺人犯更多”的牛角尖裏。
“天哪，你們除了鼓吹仇恨之外還有什麼？”4號辯手喊：“說一些天生殺人狂的極端案例？那是犯罪學，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有連環殺手，這不是社會學現象而是人類學現象。”
“你見過開拉麵館的穆斯林，我也見過當工程監理的穆斯林，為一張簽證我父親像奴才一樣求他。你們去吃清真拉麵，有沒有看見邊上就是一家漢人包子店，女人也滿臉傷感呢？送披薩的小夥計一腳跨著電動車，一手向他們買包子吃。這不僅僅是文化差異，更多是貧富差異。我討厭你們這些惺惺作態的悲情和跑題，除了一味鼓吹文化碰撞之外還有什麼建議？人人都在拚命活下去。辯論題本身就錯了！我們身處一個多元世界，為什麼不能相互接納？”
“對方4號辯手，請不要轉變議題……”另一方想要打斷他。
“我去過一些憤怒青年喊打喊殺的國家，他們懂什麼？去一個國家前，做生意的人總會問：當地法律怎樣？是嚴厲無私？還是能夠通融？如果是鐵一般的法律，那我們鐵一樣地執行。如果能通融，那去找當地華人、找當地勢力打點，有些人貪小便宜，幾罐可樂、幾十塊錢的U盤就可以買通；有些人胃口大，租車買車免費給他們用，和《辛德勒的名單》一樣，記得他們妻子兒女的生日，節假日往秘密賬號上打款……在網絡上傻頭傻腦喊打喊殺的人又懂得什麼？是我們在腐蝕他們！利用人性的弱點破壞他們的法律、入侵他們的工業……”
“4號辯手，時間到了。”裁判提醒。
“他們連水龍頭都不會造，機場廁所裏的水箱都是澳大利亞進口的，我們可以把陶瓷洗手盆、紅外線感應小便池、塑料水桶、姑娘的頭繩都賣給他們，我看到他們的精品店裏在賣中國義烏產的名牌仿品，自負的老板在談判桌上流著口水問能不能把中國拆除的舊鍋爐賣給他們，這世上所有的工業製品、生活用品我們都可以賣給他們，換他們的石油！煤炭！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