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不是道德上的完人，沒有資格去指責別人為什麼不做什麼，隻能鼓勵他們去做什麼。”肖樂這樣說道。
如果說重生給他帶來了什麼，那思想上的衝擊無疑是最大的。
前世時，他一度是個很標準的憤青，但幾年之後他才發現，他曾經滿腔熱情所做的那些事情，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
所有人都是思想獨立的個體，都有著自己完整的一套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每個人站在不同的立場，想要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理念，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前世時他就很厭惡那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純粹是為了噴而噴的人，在重生之後，他參與了很多事情，也主導了很多事情，對於做成一件事的困難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於是這種想法就更加根深蒂固了。
所以重生後肖樂很少強行要求別人去做什麼，他往往隻是做出建議，然後讓對方自己進行判斷，並盡可能讓對方和自己達成一致的意見。
他想要引導輿論，那就更是如此。
記憶中前世有許多事情就是在這樣的指責和相互詆毀中被徹底毀了，徹底變了味，參戰雙方往往隻顧發泄自己的不滿和欲望，卻根本不去考慮事件本身，不去考慮當事人的感受和利益，更不考慮這件事情炒熱背後會帶來的影響，隻是一味地發泄著自己的戾氣。
這麼做根本就毫無意義。
一件會產生爭議的事情背後經常會有著各種各樣極度複雜的背景，當事雙方也許各自都有著問題，站在道德的製高點上去指責某一方當然是很省力的辦法，但往往卻會因為立場而失去公正的態度，對於解決問題卻不會有任何幫助。
但在網絡上發泄憤怒的人，本身就多半都是那些沒有能力去改變這個世界的人，他們隻能通過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的意見，而肖樂在重生之後，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脫離了這個範圍。
在思源基金會創立的時候，肖樂就反複對王直說：“我們要少說，多做，不用語言指責別人，隻對希望出現的結果進行鼓勵和引導，如果有違法行為，那就通過法律解決。”
這種實幹派的態度得到了王直的讚同，他們也一直在往這個方向努力，但真正要把這些簡單的句子變成現實，並不是簡單的事情，還需要大量持之以恒的努力。
“我覺得，盡快找到目擊者，鼓勵受害人戰勝內心的壓力和顧慮，站出來說清真相才是當前我們最需要做的事情。”
最終雒蟬終於完成了一篇讓肖樂滿意的新聞稿，雖然和她最初的想法已經南轅北轍，但雒蟬卻感到，自己似乎又學會了點什麼。
“我要趕著去發稿子了。”她對肖樂說道。
這時候思源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已經來預付了十萬塊的醫療押金，也複製了當前對於事件的所有資料，甚至還請雒蟬本人也寫了一份備忘錄。
“你們真的是剛剛成立的基金會？”雒蟬忍不住問道。王直正陪著張阿姨在工作人員讓她確認過之後打印出來的聲明書和協議上簽字，雖然有點不近人情，但如果事後查明汪征的受傷是他自己的不當行為甚至是違法行為所造成的，並不是見義勇為，思源基金會將保留依法向他索要賠償的權利，由張阿姨進行擔保並承擔連帶責任。
“我兒子不會是這樣的人！”張阿姨一開始看到這樣的條款時感覺受到了質疑和侮辱，但肖樂和王直耐心地向她進行了解釋，這是為了防止有人惡意騙取慈善基金而做出的保護性條款，她最終接受並且簽了字。
雒蟬也見過一些捐錢捐物的事情，但好像都沒有像思源基金會這樣注重手續和資料的完備和合法性。
“我們是讀書人，考慮問題必要迂腐一點。”肖樂自嘲地說道。“王直是學法律的，他做事的出發點就是人性本惡。”
雒蟬笑了笑，拿著稿子趕回了報社。
總編第一次對她的稿子沒有做多大修改就決定放在社會時政版的首頁刊登，還在這期報紙的頭版列了一個標題，這對於雒蟬來說是第一次，讓她興奮不已。
“這件事情你要繼續關注，繼續深挖下去！如果事情有什麼變化，你趕快打電話給我！”主編看到了故事後麵的新聞價值，把她又趕回了醫院。
這時候電視台也接到消息趕了過來，他們派來的記者比雒蟬要老道得多，在和王直聊了一會兒之後，他們的解說詞也比較符合肖樂的想法了。
這則新聞在當天晚上的《江海晚新聞》裏進行了報道，主持人正好是鄧瑜珊的母親，這讓肖樂在看新聞的時候多少有些微妙的感覺。
“這則新聞怎麼了？”左安安問道。
“我們墊付了這個人的醫療費。”肖樂說道。“今天我忙了一天，就是在說這個事情。”
左安安於是坐下來和他一起看完了整條新聞，但肖樂和王直自始至終也沒有露臉，倒是在新聞最後說明“傷者的醫療費已經由本市新成立的思源基金會墊付”時，有一個補拍的工作人員交付支票的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