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我在孩童時期最早的聯想給我所帶來的影響，當時我遠不能夠謙恭地去談論那些特權階級或者享有特權者，因為他們並非通過某種高尚的方式使自己變得卓著以贏得被公眾所尊重的權利，而隻是因為他們的血統。在他們的身後依然有人在冷笑：“他什麼也不是，什麼也沒做，隻不過是因為一個偶然的出生，便穿著借來的羽毛，昂首闊步並開始招搖撞騙。他的家族中最具成果的部分已經像土豆一樣，深埋地底。”有的人生來就具有特權，盡管它並非具有天生的聰明才智，在這裏，一個有才能的人能得以生活下來我為之感到驚訝。我總是不厭其煩地引用僅有的那幾個能夠準確地表達出我的義憤的語句：
“曾經有個布魯圖斯，
他也不能夠容忍，
魔鬼要做羅馬的君主，
千秋萬代地統治國家。”
但是，國王依然是國王，並不隻是一個影像。當然，這一切都是繼承得來，我隻是對我在家裏所聽到的東西作出回應。
丹佛姆林作為也許是王國中最為激進的一個城鎮而早就享有盛譽，盡管佩斯利如此宣稱，但從產生激進主義的根源來說，這是更為可信的。在我所談論的那個時期，丹佛姆林大部分人都是小手工業者，他們都有自己的紡紗機，一台或者好幾台。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他們所幹的都是計件工作，從更大的製造者那裏獲取材料，然後在家裏進行加工。
這是一個充滿著強烈的政治騷動的時代，從整個小鎮的氛圍中，我們也可以頻繁地感受得到。吃完午飯後的那一小段時間裏，圍著圍裙的人們便會走攏來，開始討論與國家相關的事情。休謨、科布登和布賴特的名字為人們所熟知，會在談話中不時地迸出來。在我還很小的時候，我就常被一圈圈的人所吸引，是他們談話的忠實聽眾，但也隻是純粹的，單方向的聽聽而已。被廣泛接受的結論是：變革勢不可免。俱樂部在市民中組織起來，倫敦的新聞報紙也被人們所訂閱。非常奇怪的是，每天晚上，鎮上的一個講道壇都會把最主要的社論讀給人們聽。我舅舅貝利·莫裏森常常就是那個朗讀者，在讀完後，他和其他人都要對文章作出評論，會議場麵十分得令人激動。
這樣的政治會議頻繁地舉行，也許這也正滿足了人們的期望，我對此懷有深厚的興趣並參加了不少會議。我的父親還有一個舅舅總是擁有很多的聽眾。記得在一個晚上，我的父親在一個大型的戶外會議上發表演講，聽者眾多，我隻能從他們的腿下鑽進去。那時候，我再也不能壓抑我的興奮和熱情，比其他所有人都大聲地歡呼起來。我趴在一個人的腿下，抬起頭來看他，我感到了某種安全。我告訴他說演講者是我的父親，於是他把我舉起來讓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父親還帶我參加了另外一個會議，主講者是約翰·布萊特，他發表演講支持史密斯成為斯特林堡的自由黨候選人。回家後我對他說得不準確的地方作出了批評，比如當他要表達的意思是一個人（man），而他說出來的卻是眾多人（men），他不像我們所習慣的那樣在man前麵加上一個a，在這樣的環境中，不必為此感到驚奇，也沒有人會像護士照顧病人一樣來關注他說話的語法錯誤。我後來又聽了一個年輕的共和黨人的演講，其風格犀利猛烈，演講題目是《特權的死亡》，那時候，我還不知道特權的具體含義，可是我的父親明白。
我從姨父勞德那裏聽來的最好的故事也是與約翰·布萊特的朋友史密斯有關的，因為他支持在丹佛姆林建立議會。姨父是他所在委員會的成員，一切都運行良好，直到有一天史密斯被聲稱是“由尼塔沃”人。於是，在這一地區，遍地都是布告，上麵是一個疑問句：“你會投票支持一個由尼塔沃人嗎？”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凱尼山村史密斯所在委員會的主席是一個鐵匠，他聲稱自己絕對不會。姨父趕過去與之抗議，他們約好在鄉村的酒館裏見麵。
“先生，我不會給他投票的。”主席說得很絕對。
“但是，”姨父說，“梅特蘭（史密斯的競爭對手）卻是一個崔尼塔沃人。”
“該死，那，哇唔！”這是其反應。
鐵匠最後投了讚成票，史密斯以小比例獲勝。
手搖紡紗機到蒸汽紡紗機的變革對我們家來說是一個災難。父親沒有意識到即將到來的革命，依然在舊的體係下努力奮鬥著。他的紡紗機大幅度地貶值，一種在任何緊急情況下都不會減弱、失敗的能源開始變成現實。母親在這時站了出來，她為了家裏的經濟而開始努力奔走。她在摩迪街開了一家小店鋪以增加收入，但這在那時讓我們可以過得舒適而體麵卻還遠遠不夠。
在這以後不久我開始明白了貧窮意味著什麼。可怕的日子終於到來了，當父親將最後的織成品送到大工廠去的時候，母親在家裏焦急地等待著他回來，期待著能夠獲得新的原料，否則就得賦閑在家了。盡管不是“心胸狹隘，也並非可恥卑劣”，但當我的父親如伯恩斯坦所說的，“懇求同在地球上的兄弟讓他得以去幹苦力”的時候，我心裏的烈焰騰騰地燃燒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