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7月12日，我的故鄉（丹佛姆林）授予我榮譽市民的稱號，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接受過此類稱號，這對我是一個莫大的榮譽，令我激動萬分。自沃爾特·司各特先生當選英國的議員之後，在我之前，隻有兩個人獲此殊榮。我的父母常跟我講一些有關沃爾特先生的事情，有一天，他們還看見他在描繪丹佛姆林教堂的草圖。作為答謝，我要做一次演講，對此我非常重視。我告訴我的舅舅貝利·莫裏森我要說些什麼，都是我的心裏話。他是一個很好的演講家，用充滿智慧的話語告訴我說：
“安德魯，就那樣說，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每什麼比這更好的了。”
對我來說，這是一堂很好的公共演說課，我用心學習。對年輕的演講者，我有一條建議。當你站在觀眾前麵，隻要想著，他們也是普通人。在向他們作演講的時候，你隻需要向日常生活中的交談那樣就可以了，沒有什麼區別。除非你想特意地改變自己，偽裝自己。那麼不要有任何的難堪，就當作是在董事會上和自己人說話，你隻需要做你自己，很自然地去做。如果你想盡量變成其他的某個人，那麼你會感到膽怯，沒有底氣。英格索爾上校是一個極富感染力的演說家，有一次我問他，演講的感染力是從哪兒來的？“不要祈求左右逢源，搖擺不定，”他說“你需要成為你自己。”
1881年7月27日，我在丹佛姆林又作了一次演講，那天我的母親來為我捐建的圖書館奠基。當年丹佛姆林有5個織布工人將他們的書收攏起來，成立了第一個公共圖書館，向他們的鄰居開放，我父親是其中的一個。丹佛姆林把我捐獻的建築命名為“卡內基圖書館”。設計師來跟我要我的“遁形徽章”。我告訴他我沒有，但是我向他建議可以在門上刻一輪散發著金光的太陽，加上一句格言：“讓陽光普照”，他采納了。
我組織了一個馬車隊去丹佛姆林。在1867年和喬治·勞德、亨利·菲普斯一同穿越英格蘭的時候，我便產生了一個想法：與我的至交好友，組成一個車隊，從布萊頓一直到因弗內斯。這個時刻終於到來了，在1881年春天，我們一行11人，乘船從紐約出發，這是我一生中最為快樂的一次出遊。給自己放個假，從繁忙的商務中擺脫出來，讓我保持住年輕和高興的心情，這勝過世界上所有的良藥。
在這次馬車旅行中，我隻是每天在我臨出發前買的兩便士一本的存款簿上草草地記上幾筆。因為已經出版了《環遊世界》這本書，我打算將此寫成文章，向雜誌投稿，或者，僅僅隻是為伴我出遊的朋友們寫點東西。在一個寒風呼嘯的冬日，我想，挨凍去3英裏之外的紐約的辦公室有點不值，也沒有必要。我決定呆在家裏，那麼我又怎樣打發時間呢？。我想起了我們的那次馬車旅行，決定寫上幾行看看，也不知道能否繼續下去。我文思泉湧，任思緒自由流淌，在天黑之前，我已經寫出了三到四千字。於是，在大風雪天氣裏，當我無須去辦公室的時候，我便呆在家裏做這項令人愉快的事情。這樣過了20多次之後，我完成了一本書的寫作。我把稿子拿到“斯克萊布諾”出版社，讓他們給我印刷幾百本，我好拿去送人。和《環遊世界》一樣，我的這本書也很讓我的朋友們感到高興。坎普林先生有一天告訴我，斯克萊布諾先生已經看過書稿，希望能由他的出版社（直屬於皇室）出版發行。
一個虛榮的作者，聽到有人說他的作品具有紀年的意義和價值，他將會很容易被打動，我答應了他的請求。（今年是1912年，30年過去了，我每年都能從中得到一小筆作為版權費）書出版後，我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其中很多都非常熱情，我的家人將它們保存了下來，將它們收集在一個剪貼簿上，而且還不時會有新的貼上去。很多殘疾人很高興地給我寫來信說，我的書為他們的生活帶去了光明，這使我大為振奮。在英國，這本書也受到了熱烈歡迎。我相信，這本書的最大優點在於我不刻意地去追求效果，以給人以獨特的印象。我是為朋友們寫的，輕鬆地去幹一件事，那一定能幹好。寫書的時候，我的感覺就和在旅遊時一樣。
1886年帶給了我深深的憂傷。被人細心照料的，就像是一個快樂的小孩的生活結束了，我被孤零零地留在這個世界上。我的母親和弟弟在11月相繼去世，而當時我正患有嚴重的傷寒，臥床不起。也許這是我的幸運，在與死亡麵對麵的時候，我卻不用去感受天塌一般的災難感受。
我是第一個病倒的，當時，我從紐約回到我們住在阿爾勒格尼山頂的鄉間別墅，在那裏，我和母親度過了好幾個夏天。從紐約離開後的一兩天，我就感覺到不舒服。我們請來醫生，他將之診斷為傷寒熱。丹尼斯教授也從紐約叫了過來，他確信了此一診斷。很快，我便請了內科醫師和護士來為我服務。不久之後，我母親病倒了，然後，有人告訴我們說弟弟在匹茲堡竟然也一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