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利是擁有阿克頓圖書館的最好人選，我給他這份禮物的原因是：當格萊斯頓先生告訴我阿克頓勳爵的情況時，在他的建議下，我同意買下阿克頓圖書館，並且允許他在他的有生之年仍然歸他使用。不幸的是，僅僅今年之後，他就去世了，而圖書館就歸我所有了。我堅信莫利能夠最好的發揮這個圖書館的作用並且最終會把它留給合適的機構。我剛開始和他說我擁有一個圖書館，他打斷了我，說：
“好了，我必須告訴你在你買了他的那天我就知道這件事了。格萊斯頓先生告訴我的，我對它能夠安穩地陪著阿克頓勳爵度過一生感到非常高興。”
這就是我和他的親密關係，根本用不著和對方說明情況，但我驚奇的是莫利居然不感到驚訝。這個事件證明了格萊斯頓和莫利的親密無間--唯一一個他無法控製地要與之共享世俗快樂之事的人。然而在神學的問題上，他們兩個人的觀點差別很大，阿克頓和格萊斯頓是類似的。
在我在蘇格蘭大學建立基金之後的那一年，莫裏作為大臣要隨同國王陛下出訪巴莫拉爾。他給我發電報說在啟程之前一定要到美國來看我。我們見麵時他告訴我他的國王對我給大學的捐贈和我對家鄉所作的其他貢獻非常讚賞，並想知道什麼是我想要而他又能賜予的。
我問：“那你怎麼說的？”
莫利回答說：“我認為沒有什麼東西。”
我說：“你說得很對。除非是國王寫封信給我說他很欣賞我所做的一切，就像他給你寫的。我將會珍藏這封信並且把它當成傳家寶留給我的子孫們。”
我的想法得到實現。這個國王親筆寫了封短信給我。我已經在上文給讀者展示了。
對於莫利來說，斯基伯是最好的休養勝地之一，因為他的妻子陪著他每個夏天都要來我們這兒好幾次，都成為我們家庭的一員了。他像我一樣很喜歡駕遊艇，這對我們倆來說，是最好的良藥。莫利是，也必定永遠都是“誠實的約翰”。他不搪塞別人，不說廢話，在所有問題上和所有的緊急事件中都堅定得像塊岩石；然而善於到處觀察--縱向的和橫向的，帶著寬闊的胸懷從不同角度觀察。他不經常顯出和藹親切，偶爾在適當場合中展示他的在場和權威。在那之後，就保持沉默了。
張伯倫和莫利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都是先進的激進派人士。我在英國時經常與他們見麵和商討問題。當地方自治問題被提起時，引起了英國廣泛的興趣，風頭蓋過美國的聯邦製。我被邀請在幾個城市中作公共演講，解釋和支持美國的聯邦製--最自由的地方管理產生最強而有力的國家管理。我還給張伯倫先生寄了安娜·L·戴維斯寫的《國家的管理》一書。在他的要求下，他和莫利，格萊斯頓還有其他人都交談過此問題。
我不得不寫信給莫利，告訴他由於我所提及的理由，我不讚成《地方自治第一法案》。當我見到格萊斯頓先生時，他在這件事上向我表示了他的遺憾，然後我們進行了充分的交談。我反對將愛爾蘭成員從國會中排除，作為一個獨立體存在。我說我們不會允許南方的各個州停止向華盛頓選派代表的。
“如果他們拒絕你要怎麼做？”他問。
“動用所有文明的資源--首先，停止通信。”我說。
他停頓了一會，然後重複：
“停止通信。”他感覺到這個很棘手，然後就沉默了，接著我們就轉換了話題。
在回答有關於我應該怎麼做這個問題上，我總是指出美國有很多立法機構，但是隻有一個國會。在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英國應該向美國學習--一個議會和地方性的立法機構（不是很多個議會）。他們應讓地方政府像紐約和弗吉尼亞州一樣。但是英國不像美國有最高法院，來決定法律的通過，不僅僅是被地方性立法機構來決定還要被國會所決定，司法機構應該代表最高權威而不是政治機構。英國應該擁有國會來代表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威而不是愛爾蘭的規章製度。所以，愛爾蘭地方性立法機構的法案應該經過國會下議院3個月連續的圓桌會議的討論，考慮到議會中反對方的意見，但這會使得法案更具操作性（除非它不被通過）。議案將會是一封死板的信件除非有不一致立法意見的加入，但如果有了不一致的立法意見的加入，那麼對這個議案是有益的。我說這個條款還必須要確保羞怯的人們沒有脫離。
後來我力勸莫利接受這個觀點，他告訴我這個觀點曾經被帕內爾提議過，但最後沒被通過。然後，格萊斯頓有可能會說：“非常好，這個議案不僅僅是被我自己和其他和我想到一起的人所支持，它也必須使得我們能夠說服布萊恩站在我們這邊。我現在已經不能繼續這個問題了。這是你們的責任了。”
一天早上，格萊斯頓的妻子在哈瓦頓說：
“威廉告訴我他和你有非常特別的交談。”
無疑是有的。他不經常聽說，如果曾經有聽說輕鬆愉快地就真正的共和製問題進行交談，他也不理解我不能想象出不同的世襲階級。對於我而言，它看起來很陌生，人們應該故意地丟棄他們父母給他們所起的名字，而那個名字是他們父母的名字。特別有趣的是有新頭銜的人。老的世襲的貴族們很難不笑著向那些新成為貴族的人致意，那些人可能用了一萬英鎊去買這個頭銜，或多或少的，用作黨派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