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時務才能成就大事業
男人成大事，當然少不了良好的個人素質。其中以識時務為最重要。一個人要取得良好的發展，外部機遇這個因素是絕對不可缺少的。
曆史是英雄人物的畫廊。英雄豪傑之所以能夠在動蕩不安的環境中立足，在尖銳激烈的社會競爭中取勝，有一條共同的訣竅，就是善識時務，順應客觀形勢，遵循曆史的需要，將自己的行為建立在對客觀形勢的冷靜分析基礎上。“識時務者為俊傑”，就是這個意思。
“時勢造英雄”，“時勢”指的就是一種機遇。機遇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良師的指導、貴人的提攜、輕鬆的環境、朋友的幫助等都不失為一種機遇。機遇的來臨若隱若現，要把握好並非易事。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機遇光臨有心人的次數要比沒有準備的人多得多。
中國曆史上有個故事是“扶不起的阿鬥”，阿鬥是蜀主劉備的兒子，他雖然得到諸葛亮、薑維等能人的扶持，但因自己無定國安邦之雄心，最終難成大事，淪為亡國之奴。可見，機遇是重要的，但它畢竟是外因，真正起作用還得靠奮鬥著的人。因而說，先有人的勤奮努力，然後才有機遇女神的青睞。
成都武侯祠有一幅名聯：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時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這一名聯是後人追溯諸葛亮治蜀的偉大業績而寫的。上聯是指諸葛亮采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的策略，七擒孟獲，平定西南的曆史，下聯講的是諸葛亮審慎分析蜀地的客觀形勢，采取從嚴治蜀的策略，取得顯著治績的故事。
據說，諸葛亮隨同劉備入主西川之後，劉備要他製定治國的大政要略，諸葛亮主張從嚴治蜀。蜀郡太守法正不以為然。他對諸葛亮說：“從前漢高祖劉邦入關，約法三章，關中百姓無不感激。我希望丞相效法劉邦，從寬治蜀，減輕刑法，放寬監禁，以慰百姓的不滿。”諸葛亮說：“你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秦王朝法律嚴酷暴虐，百姓無法忍受。為此，漢高祖劉邦兵進鹹陽之後，將秦朝舊法一概廢除，實行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的三章約法，以示寬大。為此，一人號召，天下響應，成就了偉大事業。而劉璋在川中統治多年，愚昧軟弱，有益百姓的政治措施不能實行，有威嚴的刑罰不受尊重，豪門大戶專權放縱，君臣綱紀不能維持，上下不思進取，死氣沉沉。在這樣的客觀形勢下治蜀，就要針鋒相對，實行嚴治。唯有如此，法令實行起來，老百姓才會知道實行嚴厲法令的好處。在這種情況下治蜀，封官賞爵要有所限製。在有所限製的情況下實行封賞，被提升的人會有榮耀感。如此，百姓得益，官吏知榮，上下都會遵循法度。作為治理國家的要略，這一點最重要。”諸葛亮的宏論，當場為法正等人所信服。
從嚴治蜀的方略，得到了實踐的證明。在這一方略指導下蜀地很快強大起來，物富民足，社會安定。
曆史發展的趨勢，社會現實的需要，是不可遏止的力量。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陳勝、吳廣這兩個男人本是平常百姓，振臂一呼，竟然天下雲集而響應，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秦末農民大起義，成為千古傳頌的偉大人物，這是因為他們適應了秦末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一觸即發的客觀形勢；袁世凱以一國總統的權威，巧設機謀，費盡心機，想做“洪憲皇帝”，結果全國共討，萬人痛罵，嗚呼哀哉，一命歸天，這是因為他的行為與中國人民痛恨封建專製、向往自由的願望背道而馳。
個人的力量無論如何強大，與整個社會比較起來，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猶如大海浪尖上的一片樹葉。男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業，就必須認清形勢，發現曆史大潮的走向，掌握社會的脈搏跳動，順應之，追隨之，在客觀條件的作用下，“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這就是男人成大事必須懂得的審時度勢。試問，曆史上那些成就一番偉業的男人們，有哪一個不是審時度勢的高手？
顯而易見，一個男人要成大事，必須做識時務之人。這裏的“時務”，是一個十分廣泛的概念，它是指包圍一個人的外部局勢和情況。聰明的男人，想有作為的男人，應該時時刻刻密切注視時勢的現狀和變化態勢，掌握時代的脈搏，發現客觀的需要，尋找得勝的時機，將自己的行為建立在紮實可靠的客觀基礎上，以求立於不敗之地。
識時務者有活路
古人說：成者王侯敗者賊。而古今中外之成大事的人，無一不是識時務的俊傑。識時務，從本質上講是一種“變”的哲學。“窮則變，變則通”實乃千古不變的真理。
不變是相對的，變化是絕對的。男人成功要“識時務”，要能看透世事發展的趨勢，並順應世事發展，及時采取應變之策。
識時務者大都是聰明人，他們知道如何防患於未然並轉危為安。固執的人對識時務者往往感到不齒，這緣於一個人的地位和身份。可是，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永恒不變的。特別是在考驗一個人是否識時務的關鍵時刻，原來的地位和身份似乎並不具有多少價值，在情勢複雜的時候，隻要不涉及原則問題，大可做些變通的工作。“變則通，通則久。”有了這樣的生存適應能力，人生往往能夠平穩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