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由於統治者采取許多緩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政策，形成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生產發展、太平興盛的景象，被人們稱為“康乾盛世”。在這一時期，出了許多有名的文臣，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孫嘉淦，就是其中的一位。
孫嘉淦，字錫公，清山西興縣人。他自幼家貧，但好學不倦，白天到田間務農，晚上刻苦讀書。康熙五十二年，即公元１７１年，他考中進士，被授予翰林院檢討的職位，從此走上仕途。孫嘉淦走上仕途後，以居官清廉，克己修身，直言敢諫而聞名。
公元１７２２年，雍親王即帝位後，下令讓文武百官上書議論朝政。孫嘉淦在上書中，針對雍正殘酷殺害親兄弟，對西北連年用兵、加重百姓賦稅等事情，毫不留情，一針見血地指出應該“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雍正見了孫嘉沒的上書大怒，說：“翰林院之中竟有這樣的狂徒”。大學士朱錢在一旁勸道：“孫嘉淦雖然狂妄無知，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膽量。”雍正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笑著說：“這種膽識，我也很佩服。”於是雍正下令，提升孫嘉淦為國子監司業。以後孫嘉淦又連續升遷，官至刑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就在他官運亨通之時，有一次因為得罪雍正皇帝，被治罪關到獄中，後又貶官到戶部銀庫當一名小會計。孫嘉淦被貶為會計後，毫不屈節喪誌，而是兢兢業業，勤於職守，公正持重，與手下庫卒甘苦與共。戶部尚書果親王允禮，聽別人中傷孫嘉淦，說他被貶到銀庫後，仍然大擺大臣的架子，盛氣淩人，而且還接受別人的賄賂。允禮於是親自帶人到銀庫去檢查，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孫亮治正與銀庫的吏卒們一起幹活。允禮問孫嘉淦有沒有接受別人的混路，孫嘉淦把允禮帶到一間房裏，別人送的賄賂都在這裏，孫嘉淦絲毫未動。允禮很受感動，就如實報告給雍正皇帝，雍正下令恢複孫嘉淦的官職，任命他為河東鹽政。
雍正十三年，雍正去世，乾隆皇帝即位。孫嘉淦見乾隆年輕，隻有２５歲，恐伯他不能治理好國家，便上著名的《三習一弊琉》。《三習一弊琉》的中心思想，是要求皇帝修身治人治國之時首先就要注意治己，克服在用人、辦事等方麵偏執頑固，以自己的喜好決定事情的毛病。在奏章中，孫嘉淦總結曆史經驗，把皇帝常犯的毛病概括為“三習”，即：耳習、目習、心習。所謂耳習，是指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每出一言發一令，聽到的稱頌之聲遠多於針砭之詞，如果做皇上的過於習慣臣民的頌揚之詞，就會聽不進忠貞正直之言。所謂目習，是指皇帝所看到的，都是對自己的順從和千依百順的臣子，長此下去皇帝就會習慣於大臣們的恭順，而容不得任何不順從。所謂心習，是指皇帝由於自己的一切要求都能照辦，久而久之使得皇帝驕慢之心漸起，隻喜歡阿諛奉承，絕對順從，而不喜歡哪怕稍微的違逆。這三習既成，就生一弊，這一弊就是寵愛任用餡媚奉承的小人，而疏遠耿直中正的忠臣，即“喜小人而厭君子”。皇帝為小人所包圍，國事難免混亂，勢必危及國家。孫嘉淦在奏琉中還分析了造成“三習”的原因，是皇帝自以為是、剛愎自用，因此皇帝應能夠聽取不同意見，善於明辨忠奸，采納正確意見，從而治理好國家。孫嘉淦的這份奏疏，深受乾隆和朝中大臣的稱讚，也探受後人的褒揚。
孫嘉淦以後曾任刑部尚書、工部尚書、直隸總督、兩廣總督等職，在數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以“居官八約”為戒，奉公守法，廉潔自守。孫嘉淦的“居官八約”是：“事君駕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於無名，事止於能去，言礎其無用，自守獨避人，以清爽攝取。”意思是：對君主忠誠而不自我炫耀；與同僚共處謙恭而不驕傲自大，不爭權奪勢，不追求功名；辦事隻限於除去弊端，說話刪去無用的詞句，不結交權貴和結黨營私，生活力求簡樸以保持廉潔。
孫嘉淦在曆任各種重要官職的時候，都以這八約嚴於律己，為官清正，力除弊政，為百姓辦了一些好事。他處處為民著想，對收受賄賂的行為深惡痛絕，不但自己完全杜絕，對自己的下屬也嚴格要求。因而，孫嘉淦的官威聲望都十分好，直至去世除了惡言中傷的，孫嘉淦在自守自製上，從沒落人口實。
乾隆十七年，孫嘉淦放任為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第二年因病去世，享年７１歲。孫嘉淦死後，乾隆皇帝賜送號文定。
修身點撥
直言敢諫，在一口眾聲的頌揚中，甘願冒丟掉性命的危險，說出自己為堅持儒者應有的道德操行而言的意見，這是為人臣者最難得的品性，也是為人修德中最難逾越的關檻。畢竟無論是身在上位者，還是普通人，忠言逆耳是必然的事實。在眾人為趨利避害而一致大談違心之言時，能不為這樣的趨勢所動，堅持自己的操守，也是儒家修養中慎獨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