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美國的許多評論表現出了不友好的態度。《洛杉磯時報》的虔誠的評語是：“斯大林去地獄的路條生效了……我們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事，就是發生爭奪繼承權的內戰。”新上任的艾森豪威爾總統著手去實現這個殘酷的願望。在官方表示了吊唁之後——報紙標題著重指出這“隻是官方的”——據宣布美國政府正在“準備一項野心勃勃的計劃，來利用蘇聯的處境——運用一切宣傳工具及其他手段來煽起俄國內部的紛爭，並且使俄國的衛星國脫離俄國”。美國在朝鮮的部隊利用了共產黨世界各地靜默五分鍾致哀的時機“發射了猛烈的排炮”。
美國的反應令西歐大為震驚。歐洲人，不論他們的政治見解如何，尊重一個偉大民族對他們的領袖的哀悼，而這位領袖曾比任何人作出更多的貢獻來使歐洲取得對納粹分子的共同勝利。同美國的態度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人們回想到莫斯科是如何對待弗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死訊的。得到羅斯福總統逝世的消息後，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清晨兩點鍾立刻趕赴美國大使館，他的毫不掩飾的悲哀使美國大使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都感到十分意外。連大使館雇傭的蘇聯侍者都對美國人表示了他們受了震驚的同情。大家都悼念這位具有世界理想的人，因為他曾同斯大林一起尋求穩定的世界和平。斯大林的去世給予美國一個用禮貌來醫治舊創傷的機會，但是，華盛頓的態度卻顯露了惡意。
無論哀悼死者的人還是對哀悼者給予侮辱的人都一致認為，斯大林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甚至（《洛杉磯時報》也感到有必要連續好幾天用五個版的篇幅刊載有關斯大林的病情和逝世的細節。如果在1924年，他們連報紙的五行版麵都不會給的。據著名傳記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說，1924年4月她曾為《赫斯特國際雜誌》寫過一篇文章，那是美國刊登的第一篇有關斯大林的文章。她寫道：“斯大林在政府中沒有職位，但是假若要誰來繼承列寧的話，那就是斯大林。”當時這些話在美國好像石沉大海，無人注意。但是在29年後的今天，霍華德·克密斯從歐洲報道說：“在20世紀前半世紀，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改變了這個世界。”
斯大林的遺體停放在克裏姆林宮的圓柱大廳裏。蘇聯領導人為斯大林守靈。左起：赫魯曉夫、貝利亞、馬林科夫、布爾加寧、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斯大林把蘇聯建成了一個強國，使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而他也加速和有助於形成了亞洲的，特別是中國的，新興的民族主義運動和西方的“福利國家”運動。霍華德·史密斯指出：“他使西方對工人的整個態度起了變化。”因為凡是有關政府計劃的想法、美國的“新政”和英國的“福利國家”的想法，都是由於要同蘇聯的五年計劃相競爭而產生的，為了使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不至於導致革命。
就是這樣，斯大林在所有國家內創造了曆史，不管讚成他的也好，反對他的也好。
在後來的年代中，當蘇聯人民回顧他們對斯大林去世的哀悼時，他們似乎記得在他們的悲哀中摻雜了一種感覺，覺得蘇聯已經走到一個時代的盡頭，新的時代正在開始，而這個新時代將會有許多地方與以前有所不同，特別是，生活將比“老頭兒”時代更自由一些。不論這是他們當時的真實感覺，或者隻是把他們現在的感覺反射到過去，但這一點是確實的。一個時代結束了，斯大林不得不隨著它而消逝。人民的生活往往是隨著完成一項工作的個人的死亡而前進的。斯大林預言了將來，但他自己卻不能去領導它。斯大林辜負的曆史太多了。
凡是讀過斯大林的最後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人，沒有一個會認為斯大林的智力已經衰退。這部著作中的細節可能有可以抨擊之處，但這部著作是一個清晰而全麵地觀察世界的人的預見。他看出了：他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社會主義已經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建立起來，這種情況使一切問題起了變化，也使一切答案起了變化。
斯大林去世後，蘇共中央代表大會全體會議、蘇聯部長會議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於1953年3月7日所作的決議指出：
……
中央、部長會議和最高蘇維埃在黨和國家處於困難的時刻認為，黨與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證不間斷的正確的領導……首先要求……不準許發生任何喚散和混亂現象，以便絕對地保證我黨和政府所製定的對內對外政策的順利執行。
馬林科夫擔任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貝利亞被任命為第一副主席，兼任蘇聯內務部部長（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合並為一個部，稱內務部），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均為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兼任外交部長，布爾加寧被任命為國防部部長（軍事部和海軍部合並為一個部），赫魯曉夫任蘇共中央第一常務書記，伏羅希洛夫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