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區建設起步較晚，真正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推廣以200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民政部關於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為標誌。該意見提出社區建設的指導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層管理體製，強化社區功能，鞏固黨在城市工作的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加強城市基層政權和群眾性自治組織建設，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和文明程度，擴大基層民主，密切黨群關係，維護社會政治穩定，促進城市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之後，民政部等政府部門以及全國各地不斷探索社區建設的新路，逐步完善社區建設的功能、定位並發揮社區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在此過程中形成了眾多各具特色的地方經驗，比較突出的有上海模式、沈陽模式、江漢模式、天津模式、青島模式、北京模式、南京模式等多樣化的社區建設模式。
這些典型模式各有側重：上海模式側重點在社區管理；沈陽模式側重點在社區自治；江漢模式側重點在體製創新；青島模式側重點在街居一體；天津模式側重點在社區服務；北京模式側重點在新型社區，南京模式側重點在組織體係。
（第一節）上海模式——以政府為主導
上海市是我國人口最多的城市，至2009年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為1921.32萬人，它的城市化水平（市區人口占全市人口的82％）、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2071人）、人口老齡化水平（60歲以上占老年人口的18％）等也在排在全國的首位。上海市作為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一直處在改革的最前沿，在社區建設和治理方麵也進行了許多新的嚐試和探索。
上海模式特點是：建構“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落實”的城市構架（這一表述後來進一步修改為“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從字麵上淡化了對居民委員會作為街道社區工作任務“落實”主體的強調，突出了居民委員會作為基層管理網絡的組織特征，但居民委員會作為城市“四級”的層級特征和街道工作任務具體“落實”者的角色始終沒有改變。實際上，“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提法也具有同樣的特點，雖然從字麵上隻承認市、區“兩級政府”，把“街道辦”視為一級“管理”機構，而非一級“政府”，但作為“第二級管理”的“街道辦”在強化“三級管理”的放權過程中承擔了越來越多的政府職能，並在街道區域內建立起了“社區居民代表會議”這一“小人大”製度，已經成為實質意義上的一級政府，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準政府”。由此展開了上海帶有比較顯著的行政化色彩的社區製建構探索。
上海模式推進的進程大致如下：20世紀80年代初期，上海市實行的是與計劃經濟體製相適應的“一級政府、一級管理”體製模式，從1984年開始實行“兩級政府、兩級管理”的城市社會管理模式，市政府在放權讓利的基礎上，加強了區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
1995年以後。在前期改革的基礎上，加強了街道在城市社會中的管理作用，讓其在地區性、社會性的事務中發揮主要作用。1995年，上海市開始“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改革試點，將社區定位於街道範圍，以街道為抓手推動社區建設，通過調整“條塊”關係、轉變政府職能、下放管理權限，促進城市管理重心向街道下移，強化街道辦事處作為一級管理，特別是作為推進社區建設、管理和發展主導機構的職能。[徐中振主編：《上海社區發展報告（1996—2000）》，上海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8—36頁。]
在試點的基礎上，上海市1996年在全國首先提出了“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社區管理體製改革思路，確立了“以政府為主導、以社區為支點、以居民委員會為核心”的社區建設指導思想，創建了領導係統、執行係統和支持係統相結合的社區管理體製。主要做法是：
第一，明確街道辦事處作為一級管理的地位，逐步擴大街道辦事處的管理權限，上海街道辦事處被授予部分城區規劃的參與權、分級管理權、綜合協調權、屬地管理權等四項權限。並相應配套。下放人、財、物的支配權；
第二，在區縣職能部門的派出機構與街道辦事處機構對應設置的基礎上，逐步明確區政府與街道辦事處之間、“條”與“塊”之間職責與事權的劃分，按照統一規劃、分級管理、條塊結合、以塊為主、權責一致的原則，由街道辦事處對轄區內地區性、社會性、群眾性、公益性工作負全麵責任；
第三，對街道內部機構設置做了重大調整，設立了市政管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財政經濟和社會發展4個委員會，具體負責社區管理、精神文明建設、社區服務、社區治安和街道經濟等工作。推進“政企、政事、政社”職能分開，更好地發揮各類組織在社區建設和管理方麵的作用；
第四，探索建立街道辦事處綜合執法管理隊伍，尤其在環境衛生、園林綠化、市容市貌、社會治安、房產物業、外來人口等方麵，發揮聯合執法和綜合管理的效能，強化街道辦事處的行政管理職能。為此，上海市政府修訂頒布了“上海市街道辦事處條例”，並先後出台了與之配套的12個政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