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人學校是北京海澱區的一所農民工子女學校。校長董慶雲習慣性地瞅瞅校門口，有些失落，又有些無奈。“反正每到開學，總得少那麼百八十人。有的回老家了，有的轉學了。至於有沒有人輟學，那就沒辦法統計了。”
距6月20日的小學畢業考還有兩個月的時候，寧波市雲龍鎮的李媛媛含淚轉到了離家更遠的民辦小學。她此前就讀於一所公立小學——前徐小學。她的轉學，隻是因為校長的一句話——“外地生成績好的可以留下來，成績差的一律回老家。”
“我們在前徐小學從幼兒園一直讀到六年級，交了近5000塊錢借讀費，沒想到最後被一腳踢了出來，沒有畢業證，六年心血白費！”媛媛的爸爸跑到學校和校長大吵了一架。
五年級升六年級時，她的兩個從四川來的同班同學劉靜和王峰已遭遇類似情況回了老家。趙軍、李喻相繼被列入了清退名單。成績差的外地生都在猜測下一個會是誰。
“我總覺得會輪到我。”4月份被最後一個列入清退名單的楊波說。得知消息後，她餓著肚子冥思苦想了一整天。五年級上學期她在四川巴中某小學裏成績還不錯，“下學期轉到這裏後，我聽不懂有的老師突然冒出的寧波方言，學習成績時好時壞。”
從2004年9月起，國家在九年製義務教育階段實施“一費製”，即全麵取消根深蒂固的針對外來生源的借讀費，本地生、外地生一視同仁。
“不收借讀費了，公家的學校會不會不讓我們孩子讀書了？”一位民工子弟家長還是擔憂，“在外打工的，誰想交借讀費啊？但交了借讀費，心裏好像踏實很多。”
教育部門正在醞釀改製。改製後，所有民辦學校老師的工資和學校的日常開支都將從學生的培養費中支出，同時，原先的公辦老師也將逐步由兼職代課老師取代，公辦老師的去向是其他公辦小學。而民辦學校的學費是按照當地物價局核準的每個學生的“培養成本”收取的，並不在國家九年製義務教育的收費標準之內。所以，改製等於為區鎮兩級政府同時減輕了財政負擔。
這意味著，今後入學的外地孩子們，仍要為上學付出高昂的代價。
我國流動人口中，18周歲以下的流動人口達1982萬，其中義務教育年齡段的孩子有9.3％處於失學輟學狀態。
對於農民工子女就學的問題，新華社記者、中國青年報記者聯合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調查顯示，“和城裏孩子享有同樣的待遇”、“降低收費標準”，是農民工在子女教育問題上的兩個最大願望。
上學費用高，是農民工子女入學麵臨的第一大困難。但收費高，並不是農民工子女到公辦學校上學難的惟一原因。
“城裏孩子愛欺負人”，“城裏孩子瞧不起我們”，這是農民工子女與城裏孩子同坐一個教室的切實感受。從山東來到無錫，在一家公辦學校就讀的趙榮偉，說起城裏同學對他的排斥和歧視，就忍不住傷心的淚水。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導致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急劇增加，這些農民工一般聚集居住在城市的邊緣地帶，形成“城中村”一樣的都市裏的村莊。
2004年3月，由於父母雙雙務工在外，四川省富順縣某鎮一個13歲的初一女生小英，在事先無人知情的情況下生下了一個孩子。
小英的父母4年前就到成都打工，兩人一般都是過春節時才回家一趟。據小英父親的堂兄劉某交代，從2003年3月起，他趁小英無人看護，利用給糖果和錢的方式多次誘奸小英。
據有關方麵的統計，目前全國約有1000萬左右15歲以下的“留守兒童”。類似小英這樣的父母在外地打工的“留守兒童”在農村中小學生中普遍存在。僅小英所在的鎮中學2700名學生中，就有1600名學生的父母常年在外務工，長期由老人或親戚代為照顧。
四川仁壽縣教育部門對全縣2000名打工者子女的學習成績進行了抽樣調查，發現有48％的孩子學習成績為較差（每學期均有不及格科目），40％的學生成績中等偏下。
由於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留守孩子”缺乏父母的關愛和培養，長輩的隔代教育往往收效甚微，而父母與“留守孩子”相聚較少，接觸溝通層次淺，對孩子了解不夠，即便家長對孩子身上的缺點略有所知，也因寵愛或愧疚而包容，久而久之，孩子心理上往往容易患上種種病症，學習成績下降，道德品質下滑，甚至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由於父母不在家，“留守孩子”缺乏家庭管護，他們年紀尚幼、思想單純，自我保護能力還很差，很容易遭受意外傷害事件，各地時常發生“留守孩子”受到傷害的悲劇。
農村“留守孩子”的教育、成長問題已經成為當前中國農村社會轉型期一個獨特的社會問題，需要全社會關注、參與，齊抓共管。
河南省省會鄭州，1000多名家庭貧困的農民工子女分別得到了200元的愛心幫助，這標誌著以救助因家境貧困而無法上學的農民工子女為主題的“河南省希望工程助學進城計劃”正式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