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上流傳著這種說法：一是看不起病，二是讀不起書。一家有一個生重病的，這家很快由脫貧又進入貧困戶；一家有一個讀大學的，全家人變為貧困人口。大學生與貧困人口成正比，越是教育發達地區，這裏的農民就越窮，大學生越多貧困人口也就越多。
對於收入不高的農民而言，教育支出無疑是家庭中的一大筆開支，但這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麵。我們今天已經認識到，教育不僅是一種消費，更是一種投資活動，是能形成一種能提高人的未來收益的資本。簡言之，教育可以提高個人的收入水平，個體因受教育不同會產生收入差異，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得到的收益就多。
在城鄉二元化結構下，社會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人才、政策等要首先滿足城市的需要，鄉村則處於發展的邊緣。城市資源不可能流入農村，農村無法從城市發展中受益。
這種經濟與教育的反比現象，影響了農民對義務教育的信任，導致“讀書無用論”重現。這種“念書賠本”現象和“教育支出是甘肅農民返貧的第二大因素”現象，症結都在於城鄉二元結構導致農民投資基礎教育收益率低所造成的。
無可否認，我國實施的城鄉對立的二元模式，以戶籍製度、用工製度把人死死地束縛於所在之地，對農民更是如此。實行的學校教育是著眼於城市和工業化社會、立足於精英選拔的教育，高考製度配合戶籍製度、人事製度，培養了城市所需的大量人才，但卻對農村教育造成了衝擊和負麵影響。由於升學考試製度的存在，一小部分人得以離開農村，而大多數人卻不得不生活在農村，可怕的是學校並沒有給他們傳授能夠在農村環境中生存發展的知識和技能，農村的學校教育對提高當地農業勞動生產率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大量有才能的農村青年離開農村，而農村發展日益艱難。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農村教育陷入窘境的根本原因在於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而現行教育製度在某種程度上又加劇了城鄉二元對立。農村教育問題解決的根本出路不在於農村教育本身，而是社會結構的變革。
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何道鋒說：我們派人下去調研時，有位貧困大學生說：“我想飛，可是，誰能給我插上了騰飛的翅膀呢？”在國家教育部和國務院扶貧辦的支持下，中國扶貧基金會決定從2002年9月起，推出“新長城——特困大學生資助項目”。
中國扶貧基金會新長城項目部主任對媒體講了一個故事：“2003年7月中旬，我在《北京晚報》上看到一篇報道，寫的是陝西榆林地區的考生景豔梅高考結束後拿到了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結果她的父親不但不高興，反而自殺了。景豔梅不斷地問自己：‘我為什麼上大學呢？如果我不上大學，我的父親就不會死了。’這件事情對我的觸動很大，當時我拿著報紙整整哭了兩小時。從這個時候起，我就一直觀察這個群體。”
據悉，從2003年秋季開始，湖北省武漢市將繼北京、黑龍江、新疆等地之後，在13所重點高中開辦“宏誌班”，扶助300至500名品學兼優的貧困生完成高中學業。這批“宏誌班”的學生，將免交高中3年的全部學費書費，並每學期每名學生得到500元生活補貼費。
成都市政府規劃在2002年至2006年間為14000名品學兼優的貧困學生提供市級獎學金。主要資助對象為成都市所轄20個區（市）縣享受城鄉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庭的中小學生。其中，城區小學生每人每學年資助500～600元，初中生每人每學年資助600～700元。對於學業特別優秀的貧困生，將酌情提高資助標準。
有關專家說，無論是“宏誌班”，還是“獎學金”，對那些學習成績特別好的貧困學生無疑是個福音。但是，它的局限性在於，隻能解決少數成績特別優秀的貧困中小學生的學業問題，卻無法解決絕大多數貧困學生的現實問題和長遠需求。各地應該因地製宜，給予城市貧困中小學生充分的幫助。
從“魚”到“漁”是一個飛躍，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這才是解決貧困生問題的根本所在。
“窮學生”與“富學生”對話錄
這是《中國青年》雜誌刊載的一位富學生和窮學生的對話——
（富學生：PETER）我來自一個富足、具有紳士傳統的上海知識分子家庭。
2001年秋天，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學。報到那天，我前程遠大的心起碼涼了一半——我的天！怎麼有那麼多窮同學與我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