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狀元書粉墨登場外，“教育模特”也在教育市場的T型台上走來走去，極盡炫耀之能事，家長們競相模仿。這些“教育模特”符合千百萬中國家長的夢想——上哈佛、當高考狀元、少年得誌、做高級白領等。同時，那些模特父母也就有了推廣自己“成功教育”的市場——“你希望你的孩子像我的孩子這樣優秀嗎？我告訴你我的教育方法”。
事實上，出版社熱衷於推出“教育模特”就像房地產商熱衷於推出“明星樓盤”一樣，是一種行之有效屢試不爽的經營手段。此間最為成功的例子，要數“哈佛女孩劉亦婷”了，其父母嘔心之作《哈佛女孩劉亦婷》獲得巨大成功。“按保守的估計平均每本書有3個人閱讀來計算，165萬冊簡體字版的讀者人數已經高達495萬”。
劉亦婷之所以能成為一個長盛不衰的“教育模特”，是因為她太符合中國的家長對孩子的期望——一個普通的孩子，被哈佛錄取，畢業以後留在美國。
在之後的另一本《劉亦婷的學習方法和培養細節》中，劉亦婷的父母不僅談到他們對劉亦婷的零歲教育，還有小學篇、英語篇、作文篇、中學數學及其他，甚至還有“婷兒的性教育”，和“培育‘性美感’，從每天換內褲做起”這樣的章節。“劉亦婷之所以有資格做這個模特，是因為她申請留學哈佛的成功，因為這一成功誘發了中國千家萬戶的留學夢，但是她申請留學的成功，與所謂的素質教育根本扯不上關係。”新東方學校留學谘詢專家徐小平先生在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後認為，劉亦婷的父母寫書，本是一件無可厚非的事，充其量也就是一個經驗談，但如果作為一種教育經驗進行推廣，則有“誤導性質”。
“按這種推理，如果貝多芬的父親活著，他要寫一本《我是如何成功培養世界級音樂大師貝多芬的》，絕對能成為第一暢銷書。但從長遠看，這本書越暢銷，其危害性就越大。因為，總會有一些孩子受到牽連——如果他們的父母不幸迷信於貝多芬父親的成功教育，以為隻要像貝多芬的父親那樣，每天隻管喝醉酒，用拳頭逼著兒子上街賣藝，兒子遲早就能寫出《命運交響曲》來！”
“一個僅僅是普通優秀的高中生，成為了中國廣大家長教育子女的‘偶像’，而這名高中生的成功關鍵僅僅在於她會英語，而且有人幫她聯係大學。她的成功是英語成績＋聯係方法的標準格式。但是她的父母卻把整件事情理解為——我們的教育方式多麼好，並且把自己的教育當做一種成功的素質教育進行推廣，這是值得懷疑的。”徐小平先生對此不以為然，“我們新東方每年把很多人送到海外留學，不僅有哈佛的，還有耶魯、普林斯頓，這說明什麼，隻能說明我們的留學申請做得成功。”
“教育模特”作為成功個案、成功偶像，它的榜樣和示範作用可以給家長提供一些可借鑒的經驗。教育不能搞明星化表演，也許一個模式適合一個孩子，但絕對不可能有一個模式適合所有的孩子。因為一個模式對所有的人，那不叫素質教育，那叫謊言教育。
在這個太重視教育的年代，知識界教育界的人應該負起責任來，主動維持一種教育理念的生態平衡。“教育模特”隻是一個參照物，對之，隻能是借鑒、學習，借鑒、學習其中的教育思想；而不是照搬、抄襲，照搬、抄襲其外在的形式和熱鬧。
教育是個性化的東西，想通過“萬能公式”培養人才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種僵化思維。會抑製孩子的個性發展，束縛活躍思維和創造力，教育出的產品肯定是失敗品。倘使劉亦婷的父母也照搬前人的經驗，恐怕就沒有“哈佛女孩”了。
我們有一萬個理由說，高考走到今天絕對不是高考製度的初衷。
這裏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1977年8月2日，由國務院召集的一個重要會議——教育與科學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這一天，正是小平同誌重新複出工作的第5天。
他親自參與確定人選，在全國範圍內邀請了嚴濟慈、蘇步青、周培源等15名著名科學家聚會北京。劉道玉作為教育部的代表和中國科學院的吳明瑜一起負責會議的簡報工作。
中央調劉道玉從武漢到北京，是準備委以重任的。他很快便被正式任命為教育部黨組成員、高教司司長。
當時，曆經劫難的中國大地百廢待興，撥亂反正的任務異常艱巨。“兩個凡是”的陰雲還密布在神州上空，禁錮著人們的思想。
會期總共三天。當會議隻剩下最後一天時，一位尚未來得及發言的教授私下急匆匆地找到劉道玉商量：“你看看，我想講的，別人都已經講過了，我還說點什麼好呢？”
“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還沒有人講，”劉道玉沉吟了一下，提醒他說，“那就是招生問題。希望你明確提出否定‘十六字’招生方針（誌願報名、基層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建議恢複統一高考。”
這是劉道玉深思熟慮過很久的問題，也是他作為新上任的高教司司長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位教授非常讚同劉的意見。在第二天的會上，他言辭激昂地說：“解放前升學要靠錢，解放後17年要靠分，現在靠什麼？靠權力。群眾有句順口溜，‘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