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高考錯題事件中，高考考題的製定從根本上說是在確定一套公平的競爭體係，相當於製定一部法律。在此過程中，必然要求參與進來的專家與行政官員秉持科學上“真”的精神來悉心料理，以最大的理性態度對待之。
——不幸的是，這開卷第一題竟無正確答案可選！
眾多考生眼裏，為了所謂的“考活”教科書上規定的範圍，從校內到校外，從學生到老師，從家庭到校舍，挖空心思地找難題、出難題、練難題，使整個教育走向一條可怕的死胡同。
在曆經1983、1987、1998和1999年四次高考改革重要舉措後，教育界才終於確定了高考改革的方向是“3+X”模式。所謂的“3+X”即“３”是指語文、數學、外語三門科目為考生必考科目，“X”是指各大學根據自己本校的層次、特點要求，從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曆史、地理六個科目或者綜合科目中自行決定一門或幾門考試科目；考生則根據自己所報考的誌願參加大學專業所確定的科目進行複習考試。
變來變去。一道高考試題，考問了整個中國社會，也引發了我們對於政治中一些核心倫理問題的思索。科學與政治具有相當不同的邏輯，主權意誌一經顯現，宗教和人文科學的標準就要退隱，以便保證公平正義的實現。
2003年高考，全國70名高考“狀元”中，北大錄取了35名，清華錄取了28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哈佛大學在1996年對165個SAT(學術評價考試，性質相當於中國的高考)滿分的“高考狀元”說“NO”！“當年全美有365個‘高考狀元’申請哈佛，幾乎是每兩人中就有一個被拒收。理由是對隱藏在分數後麵的綜合素質不滿意。為什麼美國的高考沒有導致應試教育，這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旅美教育學專家黃全愈對中國高考提出反思。“高考成了製約人才資源發展的瓶頸：瓶口外——高考選拔人才的方式引導著全國的中小學教育，連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也去‘殘酷’地培養一流的考生；瓶口內——按照陳舊而落後的評價體係去擴大招生、培養學生，反而培養出更多‘高質量的考生’，而不是‘高素質的學生’。”
談及中美兩國的教育評估體係，黃全愈介紹說，美國大學的選拔標準除SAT成績外，個人的特長、參與社區的活動、課外活動也很重要。錄取委員會會很細致地閱讀推薦信和作文。例如，美國“常春藤盟校”都有一套獨立的招生考評體係和方法。學業包括高中的成績、SAT考分和APC(美國高中提供的大學水平的課程，將來可以轉成大學學分)。大學招辦還會考查學生的選修課程，從中分析學生的性格和心理。哈佛招生院院長在給申請者去信時寫道：“在錄取過程中，我們尋找的是各方麵都優秀的學生，從而確保每年進入學校的都是充滿活力的新生。”
高質量的考生，是不是高素質的學生？對很多考生來說，高考好比一把雙刃劍，既痛苦又充滿了希望。
新中國解放前考入北京大學的陶世龍撰文稱：“那時是各校自己招生，無從確定誰是狀元。”“考分是沒有公布的，就在一個學校中，自己名列第幾，誰也不知道。而且考試的科目，各係之間也有差別，比如北大地質係就多考了一門生物；浙大史地係，曆史和地理是分別為一科來考，物理和化學則合為一科。一個學校內部也很難排出統一的名次。”
陶世龍以自己為例：“1948年，我還報考了武大化學係，但是名落孫山，當然是成績不好。事情是武大來上海招考比較晚，去報考時，北大浙大都早已考過，思想已鬆懈下來，匆匆忙忙去考了兩天。許多事都記不住了，隻記得中午在同濟或者是光華大學的學生食堂吃飯，菜不好不說，平價米煮的飯裏有許多雜質，使我很不好受，考試發揮得不好是肯定的。”
“當時有的大學招生愛出怪題難題，我以為這也是增加偶然性的一個原因，因為這些試題都被書商印出來賣，考生據此揣摩和猜題，事先準備好背誦下若幹題，到時候如果碰上了，自然得手。這樣考得高分就不是他真實的水平。相反，北大的考題，不偏不怪，很普通，並有考生發揮的餘地，我以為這倒有可能得到真才，據我所知，這一年北大的同學中，表現優異的很多，那次的招考是成功的。”
不少人都懷念“那個時候”的高考和大學。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眼裏和心裏，“那個時候”已經在時間和空間上離我們越來越遙遠了。
北大學子許博淵講述當年考大學的時候，也感慨尤深，那時正趕上可怕的大饑荒，父母都餓得不能動了。父親堅決反對他參加高考，要他學木匠，希望盡快接過肩上的重擔。這位世世代代身處農村的父親一定是感到支持不住了。當許博淵把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揣在口袋裏，猶猶豫豫不敢拿出來，終於鼓足勇氣說了出來，他父親竟一甩手出去了，三天沒有和他說話，整天鐵青著臉。
那時在一位農村父親眼裏，一個手藝人比北大學子位置還要重。那時候，城市生活固然是農民所憧憬的，但差別也還沒有現在這樣大。“大荒年餓不死手藝人”，不上大學，做個木匠，忙時務農，閑時做工，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