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猷教授回憶30年代私立大學的學費曾說：“南開的經費，學宿費為一主要來源。學費每年60銀元，宿費兩學期30元（每年共須交費90銀元），這與國立大學（如北大）之學費每年約20銀元相比，自是很高的；但與教會大學（如燕京、嶺南等）比較，則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學學費第一學期26銀元，第二學期25銀元，每年共51銀元；私立北平鐵路大學（私立鐵道學院）學費每學期29銀元，每年58銀元。又，1934年製定的《私立中法大學組織大綱》規定：“本大學本科學生每年應該納下列各費：（甲）學費全年30銀元，分兩學期交納，每學期各15銀元；（乙）實驗費每學期5銀元，不足補交，有餘退還。此外，須交納保證金10元。”這個學校是由留法預科改辦的，不必住宿，所以學費比較低，合計大約45銀元。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4所私立大學，複旦、光華、大同、大夏，被公認為學費比較昂貴——當時上海市生活程度為全國最高，所收學費如下：複旦大學每年學費100銀元；光華大學每學期學費50銀元，每年100銀元；大同大學每學期學費60銀元，每年120銀元；大夏大學每學期學費45銀元，每年90銀元（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費）。
20世紀30年代我國的大學收費情況大致分為3種：國立大學每年約22～40銀元，師範類甚至不收學費；私立大學每年約45～120銀元不等，中間數約為90銀元；教會大學每年約160銀元。
20世紀30年代我國民眾各階層的收入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1929－1930年進行的社會調查“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數據，30年代初，一個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費為454銀元。當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通常為16～33銀元之間，平均約為22銀元；每個家庭必須有兩個人同時做工方能維持生計。所以，一般勞動人民家庭若要供一個孩子上大學，隻能是國立大學或免費的師範院校。當時北京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和北師大有許多大學生來自勞動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而私立大學或“貴族化”的教會大學，一般人家子弟確實是上不起的。30年代，國立大學的學費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費的份額5％～10％，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兩個月的平均工資。而貴族化的“教會大學”的學費占平民家庭生活費的份額為35%，即1/3；或者說，教會大學的昂貴學費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年工資的2／3。怪不得當時有人說，教會學校是培養“高等華人”和“精神貴族”的溫房，而北大、北師大則洋溢著“平民意識”。
30年代大學畢業生的月薪起點一般為50銀元；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銀元。一般從事腦力勞動自食其力的知識階層，如中學教員、工程師、記者、編輯等，月薪在100～200銀元之間。大學教授平均月薪為350銀元；一級教授最高月薪可達500～600銀元。一般說來，大學學費不高於他們一個月的薪金。他們中間，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國立大學，收入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學。
20世紀30年代國立大學每年約22銀元的學費，相當於1997的人民幣660元；私立大學每年約90銀元的學費，相當於1997的人民幣2700元；“貴族大學”每年約160銀元的學費，相當於1997的人民幣4800元。
在這裏，我們不得不提到教育成本的問題。
教育成本是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服務而耗費的資源的價值，它既包括以貨幣支出的教育資源的價值，也包括因資源用於教育所造成的損失，前者為實支成本，後者為機會成本。
教育成本是確定學費標準的最重要依據，學費主要考慮教育的實支成本，不考慮機會成本。教育成本的測算主要包括下列項目：工資、勞務費、業務費、修繕費、折舊費。並不是高校的所有支出都計入教育成本的，一些不是為教學而進行的支出都不應計入教育成本，如給學生的獎學金、助學金、學生住宿方麵的支出與補貼，校辦企業的支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