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彌爾頓的解釋，人類天生就有追求自由的權利，而在文明社會，人類自由權利的旗幟就是輿論自由。這表現在社會內部，就集中反映了人類新聞出版的自由。他還反對出版許可製度的應用。他認為，新聞出版許可製度“比一個海上敵人堵塞住我們的港口與河流更厲害，阻撓了我們最有價值的產品——真理的輸入。”出版檢查製度在彌爾頓的筆下更被形容為“不經兩三個如狼似虎的修士批準就不許印行”。批判出版檢查、出版許可製，讚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彌爾頓的新聞自由觀念可謂明確而深刻。雖然彌爾頓不能拋棄神學觀點，將真理和理性的來源都歸結於上帝，但仍尖銳地指出真理隻有在自由公開中才能戰勝謬誤。
在當時，彌爾頓的新聞自由觀點可謂“帶有強烈的進步性”，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優越性的最好代表。正是他的思想的影響，西方民眾對未來的新社會產生了無限的向往。可以說，在特殊曆史時期，彌爾頓完成了讓時代進步的使命。到今天，我們依然能看到這一思想的輝煌力量。在今天，世界上流行的理性自由主義新聞觀就是源自彌爾頓的新聞出版自由理論。於是我們能發現，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成為了當今媒體行業內的一部“根本憲法”。在這一大框架之下，當今的西方媒體才有了“統一天下”的先天條件。但隨著新聞出版自由觀的不斷演變，西方媒體已經脫離了本質上的“理想的新聞自由觀”。它們通常是手裏拿著新聞自由的“規章”指點別人，而自己總是置身其外。
這一點在報紙退出傳媒主導地位之後表現得尤為突出。但在二戰之前，報紙媒體一統天下的時代，新聞自由主要由報紙等印刷物實現；而在印刷術出現以前，言論表達、人際交流、政治製度的自由呼聲和看法早已有之。這些呼聲和看法直接作用影響於報紙等媒體上的實現的新聞自由，但我們現在也不能一棍子將西方媒體打死。就總體來看，西方媒體對世界的影響力依然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在理想新聞自由夾的作用下，西方媒體對社會和民眾的負責人做法，這很是值得正在發展中的其他國家媒體集團的學習。我們現在可以以一例為佐證，來說明一下西方媒體在其社會發展中無可替代的作用。
當今世界最大的獨立大宗商品貿易公司之一——英國托克（Trafigura）公司的油輪在科特迪瓦秘密傾倒有毒石油廢料一事，今年5月被BBC在一檔節目中曝光。據說，該公司曾在2006年在象牙海岸傾瀉有毒廢物，導致當地數千居民患病。惱羞成怒的托克公司曾經就此控告BBC報道該事件的節目“新聞夜”（News night）誹謗。不過，醜聞既然已經被全世界的觀眾看到，托克公司再想要賴賬，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9月，《衛報》在頭版的位置宣布獲得一份報告，可以直接證明托克公司企圖掩蓋傾瀉有毒廢物的真相。話音未落，《衛報》馬上就收到來自管理部門的一份“超級禁令”，禁止報道任何與這份報告有關的新聞。
事實上，這條禁令不僅要求英國傳統媒體“不得隨便發聲”，而且勒令民眾不得談論“為什麼這則新聞不可以報道”。這讓一向生活在新聞自由主義的言論天堂上的英國民眾感到非常不解。在民眾看來，管理當局這樣做是在縱容社會不正之風的滋長。因為不僅“超級禁令”本身的內容絕對保密，而且連它是由誰提出的、為什麼要設立這份禁令等等問題也一律被禁止提及。人們唯一可以談論的，是這份禁令的名字。